甘孜日报 2018年10月10日
◎张家鸿
在我看来,《刘宏伟中篇小说选》是一部有着强烈现实感的书。品读着书中的一个个故事,仿佛行走在尖刻、锐利、炽热的欲望之海中,仿佛我就是其中的一分子,欲挣脱而不可得。换言之,这部小说选有强大的黏性,黏住用心品读它的每一个人。它像一面光可鉴人的镜子,很多人能够在其中照见自己的模样。
《皆大欢喜》极尽反讽之能事,把失去人格与尊严之后的各色人等,在欲望之海中载浮载沉的怪相与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与其说是皆大欢喜,倒不如说是尽显卑鄙与丑陋。然而,最令人痛心也许不是小说中所写的愈演愈烈的现实,而是有人读过这部中篇之后会见怪不怪以之为常态。如此说来,读小说读出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心境,而是芸芸众生的群像。你我是不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现代男女的各种炽热欲望,显然是刘宏伟的笔触聚焦之核心问题。情感、权力、金钱,都是现代人追逐的重点。然而不管三者中的哪一个,都折射出当事人的生存处境。欲望是表面,是局部,生存处境是内里,是全部。 《碎日子》便是生存处境的体现。何为碎日子? 碎日子就是琐碎平常的日子,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喜怒哀乐与柴米油盐统统被囊括其中。“细碎的日子,不能把人逼死,但能逼疯。”当我们忍无可忍,控制不住自我的情绪时,不是已经疯了吗?疯便是不正常,失去了常态,变得令人不可理解,直到最后连自己也无法理解自己,忘了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碎日子》中的梅德鑫其生存哲学,被宋鼎赐予两个绝妙比喻。在部下面前,她像一个“破了口的汤圆”,汨汨地流着肚里那点有限的瓢子;在领导面前,她像“浑圆光洁的肉汤圆”,很难找到突破口,尽量少发言或者不发言。这种明哲保身的生存现状,不独在梅德鑫身上有,《一堵墙》中的县长与县委书记、《全“剩”时代》中的剩男剩女们、危锋婚礼上从老家来的亲戚们也有相近的特征。他们要么运作权力,要么油腔滑调、嬉皮笑脸,要么沉默无声,不同的做法背后,其实是相同的人生选择。在利益面前,其余的法制、道德、精神、亲情等,包括本来的自己,统统可以抛之脑后。
这便体现了刘宏伟小说的批判力度。它不是外露的,而是含蓄的。惟其含蓄,更显其绵绵不绝的的穿透力。这样的阅读如同剥洋葱一般,剥者越是认真,眼泪流得越多。直到剥至最骨子里的一层,才发现在外人看来貌似悲伤的流泪是短暂的,因为棱角分明的现实往往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读刘宏伟的小说,我会愈发自觉地审视自己的周遭,周遭的人与周遭的事有哪些是必然的?有哪些是偶然的?有哪些是可以靠一己之力改变的?有哪些是风雨不动安如山的?
在本书不同的作品里,我遇见了何其相似的人生。《先这样活着吧》中的洪瑶家中穷困,为治好肾病而全家陷入暗无天日的困境中;《耳光响亮》中的身为乡下人的危锋娶了城里的女孩子,遇见了蛮横无理的岳家亲戚;《作吧》里跃出农门却一直在欲望膨胀中迷失自我的高欣,最后物质与情感双双告负,人生最终一场空。
因而,我读出更多的是无奈、心酸、悲凉。这看似消极的相似境遇,恰恰在读者面前揭开了人生之悲与生活之冷,貌似不留余地的残忍,实则是温热的悲悯。生活已然至此,何必让人心继续荒芜?人生已然至此,为何让生命继续颓废?选集的十五篇中篇小说中,《一堵墙》无疑是最意味深长、值得读者再三品鉴的一篇力作。由小小的一堵墙牵引出的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强与弱、官与民、黑与白、正与邪均在刘宏伟的笔下进行着无声无息却波澜壮阔的较量。然而,终究邪不胜正,乌云遮不住太阳,情之美好也让一对性格鲜明的男女勇敢地朝它奔去。
“潮湿狭窄的小屋,灯光昏暗,而此刻,却因史德成忙碌的身影而变得温暖起来。我心里对这个没用的男人最后的一点儿怨气彻底消散了。再说跟老家村子里的其他男人比,他也差不到哪里去。能怪谁呢?只怪这乌七八糟的生活。仿佛一夜间,所有的人,都钻进了钱眼儿里。没钱,寸步难行。”刘宏伟借助《一只做梦爬过洛城的蚂蚁》中的“我”道出这个社会病态的根源,但是即便有钱能使鬼推磨,钱也应该由人心来主宰。倘若心灵被金钱主宰的话,人间一切的美好都会被迫让位。如蚂蚁一般的生活,哪来的尊严呢?然而,如掏粪的史德成和卖身的“我”这样的两口子,也是值得读者心生敬意的。因为,他们的委曲求全是为了儿子,为了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我有意从书中翻捡出这些看似总结陈词的句子,因为这些句子道出了我在心里思虑许久却未曾道出的心声。比如《作吧》中所写的:“一颗颗被物欲填塞得满满当当的心,无须修炼,就已经达到了麻木不仁的境界。”“作吧,钱眼儿里还能养活良心?良心都死了,还能过好日子?”刘宏伟直面现实中的惨淡与悲凉,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胆识的。与那些一味歌舞升平者相比,高下立现。
刘宏伟关于人生困境的书写,虽然有苍凉的底色,却都给予了美好的祝福。《先这样活着吧》堪称一首小人物的赞歌,洪瑶双亲那份要把女儿从苦海中挣脱出来的勇气,令人动容。洪瑶身为一个女儿家,其对命运始终不曾放弃的勇毅,也时常让我心生敬意。即便是《皆大欢喜》这样极具讽刺意味的篇章,刘宏伟也给小说中的人物找到了各适其性的位置。小说家虽然善于虚构,但是其虚构的心源却是真实的、温热的,这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产生令读者过目难忘、刻骨铭心的艺术感染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