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8年12月20日
◎谷永建
那年,我十岁,读三年级。
一天,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聊起了学校里的王老师。
“外面都在议论王老师要走哩。”父亲嚼一口黑面窝窝头,又哧溜喝一口能照出人影的稀饭汤说。
“哎”母亲叹口气,“这些年,老师就像走马灯一样,走了一茬又一茬,咱这穷村子,连个像样的老师宿舍都没有,咋能留得住啊?”
父亲接话说:“王老师住的宿舍,既不遮风又不挡雨,一住就是三年,也真难为他了,只是他这一走,孩子们可咋办啊?”
我撂下饭碗跑到了学校。这时候,同学们也都听说了王老师要走的消息,昔日叽叽喳喳的教室一下子寂静起来。突然,一个年龄稍大点的女同学站起来说:“咱们得想个办法,留住王老师,不然,老师一走,谁教我们啊?”说着,她的泪水流了下来,同学们也跟着哭了起来。
这时,我腾地站起来大声说道:“王老师的宿舍又破又旧,干脆咱们给老师修一下宿舍吧!”小军和小强也站了起来,异口同声道:“对,我们给老师建宿舍,不能让老师走!”
第二天,一幕感人的情景出现了:全村老少闻风而动,这家一车砖,那家一片瓦,争先恐后地向学校里搬运盖房子的物料。我父亲一咬牙,把给哥哥娶媳妇准备盖新房子用的檩条都扛到了学校。几天的功夫,乡亲们在生活条件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硬是修起了两间宽敞明亮的教师宿舍。
房子竣工那天,王老师哭了,学生们哭了,大人们也都悄悄抹起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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