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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灵感》补上一笔

甘孜日报    2018年12月27日

◎王鼎钧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听说写作要有“灵感”。那时候不叫灵感,叫“烟士披里纯” 。书本上说,这个烟士披里纯有些神秘,“莫之为而为,莫之至而至”,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来得快走得也快,灵光一闪,稍纵即逝。书本上说,音乐家的灵感来了,他手边没有纸,就赶快写在衬衣上。科学家的灵感来了,他正在洗澡,来不及穿衣服,赤身露体从澡盆里跳出来。你看文学史上,多少作品产生的经过,都是作家发烧发疯,废寝忘食,那是为什么?因为时乎时乎不再来。

灵感不可强求,但是可以引诱它出现,吸烟就是一种诱因。正好烟士披里纯的第一个字是“烟”,有些学长就偷偷地抽烟,染上了一辈子戒不掉的烟瘾。“灵感”的译名确立以后,还有人把译成“天启”,据说史学家汤恩比的灵感就是在教堂里得到的。我希望得到灵感,但我不愿以吸烟引诱灵感,也不在祷告的时候乞求灵感。我读那些作家的作品,窥探他们的灵感,我相信写作能力是后天养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感染熏习多于天授神与。今天回想,那时候就定下了我一生学习的态度。

既然是后知后觉,当然由领路的人决定进度。我的灵感之窍一直没有开发。起初,左翼作家的写实主义当令,他们不认为灵感有那么重要,“灵感”一词在他们笔下总有几分揶揄。紧接着对日抗战,文艺界强调计划写作、意志写作、集体创作,配合抗战的客观需要,作品要像修路盖屋一样,一天有一天的进度,“灵感”来不及、不可靠。然后到了台湾,惊魂未定,又有“反共文学”的大包袱压下来,大家都忘记了灵感。

时间一久,拉足了的弓弦慢慢放松了,我又恢复了对灵感的渴慕。那时,文学艺术的先行者从西洋引进一波又一波思潮,术语大量更新,灵感一词弃置不用,新术语里包装着我家旧物,我在里面找到灵感,久违了,我还认得。多年来,计划、意志,如汗滴禾下土,灵感如天外飘来的云霓。计划、意志如枕戈待旦,灵感如破晓的曙光。计划、意志,如森然成林,灵感如新芽出土。30年代的左翼作家说灵感是“小我”的东西,属于闲情逸致,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60年代70年代我慢慢有了“自我”,有了悠闲,我这才能够“从别人的灵感中来,到自己的灵感中去”。

1978年,我把写作灵感的速记短文汇成一本小书,书名就叫《灵感》,有人说这是台湾第一本手记文学。此书绝版已久。现在我把这本书里的灵感整理一下,删去一些旧的,增加一些新的,又特别写了5篇有系统的论说,谓之“灵感五讲”,增加的字数超过原书一倍,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在这里,我想指出,灵感可以由“天启”得到,也可以由实践得到,天启不可说,实践有理路有方法。我的这个想法做法,由1978年开其端,到2017年总其成,慢锻闲敲,在此一书。我谈文学不忘趣味,书里面随处布置小穿插、小零碎,择出来都是街谈巷议的调味品,此书也可以当闲书看。

书成,想起我1978年9月28日上午在台北登上飞机,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到洛杉矶落地,仍是9月28日上午,这是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奥秘。我觉得我的生命多出来一天,我从上帝那里偷来一天的光阴。我想这可以是一部小说的开头,小说里的这个人物,他发觉他“赚”了一天的光阴,决定留在美国,不回故土,因为一回去,赚来的这一天又交回去了。他不甘心,他半生都是赔,赔时间,赔金钱,赔自尊,赔理想,赔儿女的前途,赔妻子的幸福,好不容易有机会赚一次,他死也不松手。下面当然是一个非法移民在美国的奋斗,可用的材料很多,有人看他辛苦,问他为什么不回去,他老老实实回答了,没人听得懂,怀疑他精神失常。这本小说怎样结尾呢?结尾重要,需要另一个灵感。这一段我写书的时候遗漏了,在这里补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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