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与“人学”视野下的“山珍三部”(上)

      ◎肖向东

      十年没写中篇小说的阿来突然写中篇了，而且一口气写出三部系列中篇：《三只虫草》 《蘑菇圈》 《河上柏影》，并冠之以“山珍三部”。三部新作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题材上均以藏区稀有珍贵的植物——虫草、松茸、岷江柏命名，围绕这些高原珍稀物产原本的生态环境以及在当下现实中的变迁，作者以诗性的笔墨，幽幽的情思，深沉的笔调，对神秘的藏区及其生态环境、乡土演变、风俗变迁、生命历史以及这块土地之上那些具有不同生命追求的人物所表现出的生存方式、情感取向、信仰观念、价值选择及其命运变化，以一种诗性和哲思、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笔致，构成文本指涉的特定时空，在极具深度和力度的刻写中，对深润着藏区和藏民生态历史与生命历程看似平淡而实际却蕴含了深刻而丰富的生活内容的社会演变、时代变迁，进行了富有情韵的描绘与形象的揭示，内中既有人物本身细致入微的生活细事与命运变数，又有社会递进的史笔描构和波澜迭宕的时代风云，文本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皆渗透着阿来对藏区的“生根之爱”和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于人类赖以立身的自然生态与生存环境的深沉思考，透显出一个具有强烈的家园意识的思想者对于人类生存之所的殷殷关切。故土的忧思，人性的流变，人类的走向，似乎一直是阿来挥之不去的情结与生生不息的主题，“山珍三部”的创作，进一步印证了作家的这一创作特性。对自然、对生态的深切关怀与倾情，对人性、对人情冷暖晦明的揭示与拷问，不仅构成了“山珍三部”的主旋律，也带给人们什么才是文学终极主题这样的深长思索！

      生态颓败与家园消失的自然之殇

     自1994年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文坛地位以来，阿来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藏民族的生活。作为藏族作家，探索本民族的历史，关切民族的生存，注视民族的走向，以民族的存在和命运的探求为使命，构成了阿来写作的主体内容，也一直是阿来创作坚持的主导方向。如果说《尘埃落定》以荡气回肠的“史笔”方式，描述了藏民族沿革中一段末代土司制度由没落直至终结的历史，书写了这个民族曾经的辉煌与生活演变，成为藏民族既往历史生动的艺术记录，那么到新作“山珍三部”问世，读者似乎看到了阿来创作完成的一次新的思想与艺术递进：即一个具有时代责任感和民族良知的藏族作家基于民族文化自认而对于民族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所、养育之地、自然生态、精神家园的深切关注，以及现实演变中居所流变、生态颓败、精神沉沦、家园毁弃而给作家带来的殷思忧虑。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阿来：始终不忘初心，铭记民族责任，既不断追索民族的历史来路，以史诗笔墨探求民族的精神渊薮与现代性承转，又清醒观察现实的时代性演变，察析这一演变中民族生存环境面临毁圮的危机与人心发生异变的危情，从中寄托一个怀有神圣忧思的本土作家对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境、对于难以测定的民族未来、对于未知的民族命运及其生命走向的沉重的文化反思。

      毫无疑问，这种反思的契合点，在具有生态小说特征的“山珍三部”中，主要聚焦于藏区稀有珍贵的植物——虫草、松茸、岷江柏这三种高原物种的历史流变与藏区自然生态、人文生态面临的一系列新的现实挑战上。无论是《三只虫草》中被外界热炒的冬虫夏草生长的生态环境的毁损，还是《蘑菇圈》中藏地松茸遭遇的疯狂侵掠，以及《河上柏影》里“岷江柏”这一珍稀植物的即将灭绝，小说的写作，都力求以纵深的历史眼光，从原生态的生活样貌出发，探幽烛微地去察析这些稀有物种在时代演变中是如何一步步遭到毁损、受到侵掠甚至被推入绝境的。这样的写作，在藏区之外的人的眼中，有可能被看作是那种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特有的封闭狭隘意识的表现，也极易被视为民族排他观念所持有的拒绝异质文明而保守自重的民族自闭心理的流露，然而，阿来的不凡也就在这里，“山珍三部”在题材上的确写到了只有藏区才有的特产——“冬虫夏草” “松茸” “岷江柏”这些珍稀物种在现实环境下濒临灭绝的危情，也凸显了藏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甚至恶化的忧虑，但在这些生活表象之下，小说实际的创作指向，却透过具体的地方性物种的遭遇以及生态变化的事实，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原生态的自然世界，引向“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生命主题，尤其是基于“文学即人学”的终极主题，通过“自然”与“世界”的互在形式和演绎变化，透视同属于大自然物种之一的人类在这样的演化中所经历的磨难、罪过与悲苦，生态危机和人心异变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情，进而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复杂交织的现实背景上，描述出“这个世界……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的悲剧性事实。

      人类正在毁圮自己的家园！这也许是“山珍三部”以隐忧的悲情希望告诉大家的事实。尽管《三只虫草》写得不过是被热炒的冬虫夏草遭到疯狂挖掘的故事，《蘑菇圈》中也仅只写了藏地松茸的价值如何被发现而后带来大肆侵掠的行为，《河上柏影》里更只是围绕着岷江柏的消失描写出那种纷扰的人事更迭与世情变迁，但所有的故事与人物命运又都无一例外地指向故事的发生地与其中的生命体赖以存在的具体生态环境。《三只虫草》中桑吉的父亲每“挖出一根虫草时，会对山神说：‘对不起，我把你藏下的宝贝拿走了’。”少年桑吉的意识深层，每一株虫草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 “杀死一个生命和三十元钱，这会使他们在心头生出：纠结”。《蘑菇圈》在描写那些像生灵一样的蘑菇圈时，则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

     “斯炯说，蘑菇圈其实不是一朵朵蘑菇站成跳舞一样的圆圈。蘑菇圈其实就是很多蘑菇密密麻麻生长在一起。采了又长出来，采了又长出来，整个蘑菇季都这样生生不息。而且，斯炯说，本来以为今年采了，就没有了，结果，明年，它们又在老地方出现了”。

      然而，《蘑菇圈》最后，当斯炯得知她精心呵护且十分隐蔽的蘑菇圈将被侵掠而不复存在时，内心感受的则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至于《河上柏影》，阿来在小说尾部的《跋语：需要补充的植物学知识，以及感慨》中不无慨叹地说：

    “树不需要人，人却需要树。

      因为这种需要，人使这个世界上的树越来越少……

      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过很多树了，这个世界也已经消失过很多人了。”

     就自然生态而言，虽然这里仅只是写了冬虫夏草、松茸、岷江柏三种藏区物种与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境况，但阿来创作的深意却绝不仅仅是基于对这三种稀有植物的青睐与呵护，抑或出于对故土文明的偏爱而对外来事物以及现代文明的怀疑与警觉。事实是，人类在自己不断的进化中，由于生物物种的优越感所带来的傲慢态度和其对实际的现实功利的无止境追求，造成了人类自身往往无视其生存环境的变化与恶化，以及忽视自身环境知识的短缺和这样的知识短缺可能造成的人类难以避免的灾难，而人类一系列不合理的实践活动亦常常超出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一步步加剧生态的恶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与自然规律发生异变的环境危机背后，那种意想不到的灾难也正以人类意识不到的方式悄然袭来。不幸的是，人类笼罩在危险之中却浑然不知且自以为喜，进而一步步去加剧危险的来临。“山珍三部”虽只写了一定的现实境况下冬虫夏草、松茸、岷江柏这些藏区代表性植物的不幸遭遇，但放眼人的历史，人类非理性的捕获、杀戮、侵掠与糟践，曾几何时，即造成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自然生态无休止的蜕变与退化，生物物种不间断的消失与灭绝，进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的紊乱和环境有序功能的下降，使得资源利用和生态的良性循环难以为继，长此以往，不仅改变了地球物种的生存条件，也正在使人类自己一步步失去家园，陷入困境，甚而影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蘑菇圈》中阿妈斯烱对胆巴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这“蘑菇圈”既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的隐喻，也可以看作是人性的隐喻，这双重的隐喻，所隐含的正是人类在失去物质性家园和精神家园之后的痛苦，而《河上柏影》里的王泽周作为汉藏混血的青年，原本是极为认同自己的藏族血脉的，眼看藏地家园的毁损，竟在小说的最后萌生了对于汉族的父亲及其家乡向往的情感，此一方面表明了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对于家园归属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蕴含着对藏区生态环境隐性蜕变的深层忧思与自然之殇，这种深藏在文本内面的东西，其实正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感和人文情怀的作家对于家乡、对于人类、对于一切自然生命赖以栖身的生存之所即将遭到毁弃与丢失的痛惜之情，是家园丢失和灵魂无依这种内在心理与情感的一种真实流露。而整个“山珍三部”之中那种流惯于文本始终的神圣的家园情结、自然意识、环境道德观念以及藏民族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特有的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和坚定的维护藏区生态的思想法则，于小说，固然属于桑吉、阿妈斯烱和王泽周们，于创作，无疑更属于作家阿来和他的民族。

       文明弱化与人心异变的人性之殇

       人类自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明以来，在不断的进化、创新和发展中，一步步将文明推向新的进步，但文明的进化常常要遭遇新的挑战与考验，甚而是被那些在时代的与时俱进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所诘问与困扰，而人类也总是在解答与反思这一个个新的问题的过程中修正文明进步的方向，把文明引向正途。

《三只虫草》以儿童的视角，通过少年桑吉在“虫草”问题上的“纠结”与“烦恼”描写了令人堪忧的藏区自然生态的变化与社会人心的异变，以此透显出阿来对于藏民生存之所受到现实威胁和纯洁的藏区文明悄然变化的担忧。少年桑吉身上折射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尤其是现代文明与价值观的冲击给人们的生活与精神所带来的心理变化和负面影响。纯真善良、聪颖好学、向往文明，是小说描写这个藏区少年最大的亮点，此揭示了藏区孩子最为本质的特征与蕴含，但外界的诱惑，价值观的失衡，现实的利益追求，也造成了其“逃学”和像其他藏民一样以疯狂寻挖虫草获取金钱价值的行为。桑吉之所以逃学挖虫草，是想给在城里上学的姐姐买衣服，给表哥买手套，给多布杰老师买一罐剃须泡，给娜姆老师买一罐洗发水，然而第一次采挖的文具盒里藏下的三只白胖的虫草，在桑吉的意识里又是大自然中可爱的生命。现实生活中，一只虫草可以卖到30元钱，“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这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纠结，但喇嘛的一番话让这个纠结很快就解开了：“如今世风日下，人们也就是小小纠结一下，然后依然会把一个个小生命换成钱。”而调研员的出现则彻底让桑吉消除了这一纠结，他用最先挖到的三只虫草换回了装虫草的箱子，同时又寄望调研员许诺送他的一套充满新知的“百科全书”。虽然一直到小说结尾百科全书的承诺并未真正兑现，但这套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百科全书却成为少年桑吉的一个潜在的梦想。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各种“纠结”之中：虫草既是有生命的植物也是有价值的商品，是保护一个生命还是以之换取金钱与物质，这构成了人物内心最基本的纠结；逃学是违纪但又似乎有理由，是维护学校的纪律还是考虑藏民实际的贫穷状况，这样的纠结似乎是藏区的村民普遍的实情；虫草与虫草山既是藏地生态的象征又是具有珍贵价值的药材以及藏民获取经济来源的福祉，无论是保护虫草与虫草山还是利用虫草山致富似乎都符合藏民的利益，这又是一个极为现实而难解的问题；小桑吉以三只虫草换取虫草箱并希望得到一套百科全书，表现出对于象征现代文明的新知和外面广大世界的好奇，但一个纯洁的少年的情怀却使他对这三只虫草有着特殊的感情……，于是，少年桑吉在整个虫草季始终处于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状态，而众多无法释然的纠结，则贯穿小说的始终，成为小说刻画与凸显人物精神与心理性征的扣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