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过节，过年，家人过生日，早稻尝新，肥猪出栏宰杀，这些一年中重要吉祥的日子，母亲必定洗净双手，从厅屋的神台上拿下那只干渴蒙尘的白瓷调羹，添上金色的茶油，一根白色的灯草，重新放回神台搁板中央，点亮。空阔的神台，顿时充满了神秘和凝重。

     母亲一脸肃穆，低着头，双手举过头顶，端着一只装肉的大碗，热气缭绕。她恭敬地站立在神灯前，嘴里念念有词，模糊不清。末了，她收手抬头，脸色和悦，端着肉碗，跨过门槛，回堂屋继续做菜做饭。

     我曾经问母亲，敬神时嘴里说些什么？母亲微微含笑，说：“就是保佑你们啊。”

     我也曾无忌地说，神台上是空的，又没有人，碗里的肉也没吃。母亲顿时有了愠色，责备我说：“要打你蠢子嘴巴！这样说话有过的。奶奶爷爷祖公祖婆都在神台上坐着。你不看见他，他们会看见我们，保佑我们！”

     年复一年，母亲恭敬地点亮神灯，从黑发中年，到了头发花白的暮年。我们在母亲肃穆的祝祷中，成长，成家。

     2001年暮春，门前的小溪清澈流淌，溪岸一排高过人头的橘子树，开着一树树细小白色的繁花，花气浓郁。曾有一个多月，我不停地往返县城和村庄之间。

     这一次母亲病得很重，算是彻底病倒了。她的腹部鼓胀，剧痛。母亲预知去日不多，坚决不肯去县城就医。她担心死在外面，按祖辈传下的说法，这样的人，魂魄归不了家。好在我的大姐是乡村医生，大姐夫也在家。平时，白日里就由他们照料我的母亲，打针，吃药。晚上我父亲陪着母亲。我断断续续在单位上班，随时按照大姐的吩咐，买来针剂和药品。我曾经看到母亲痛得双目紧闭，大汗淋漓，几个小时双腿笔直地伸着，一动不动。我心如刀割，却又无法。我甚至默默地念叨，如果可以，我愿意缩短寿命，换回母亲的健康，少一份痛楚。大姐叫我赶紧去药店买杜冷丁，说母亲可能已是肝癌晚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剧痛就靠注射杜冷丁暂时压下去。

     有一天，母亲气色好了很多，在床上躺了差不多一个月后，竟然能起床了，腹部也没那么鼓胀，似乎消了很多，只是脸上依然苍白而憔悴。她要大姐给她梳了头发，背了一条长凳，坐在屋外禾场上晒太阳。母亲虚弱地笑着，说已经好久没看到太阳了。她甚至拿出我买的药品给前来看望她的村邻看，说这些药要5元钱一粒，贵，是我孝纪买来的。“就是我这病啊，”母亲说：“阎王老子要你活好久，簿子上注定了的。”母亲头发花白，笑容平静，在她目光投向的远处，正是村前江对岸的我家的碧绿茂盛的油茶山，我仿佛看到了某种意味深长的暗示。

     母亲再一次躺倒。几天后，离开了人世。甚至等不及看上我最后一眼。

     我是黎明时分，在县城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电话中平静又简短地告诉我：“你妈妈走了。”我当即呆若木鸡，泪眼模糊。我匆匆赶回家，抱着母亲的遗体，泪流满面，长哭不已。没有守护在母亲弥留时刻，让母亲满含牵挂和思念而走，是我此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母亲的坟墓就在河对岸，我自家的油茶山上，这也是她和父亲事先就看好了的。很多年前，她就曾多次说过，她死后，要葬在自家的油茶山上，这里离家近，我们以后上坟也方便，而且她在山上一眼就能看见家，看见我们，回来也近。母亲每次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满含笑意，一脸平静。地仙择地的那天，我80多岁的老父亲，气喘吁吁，还特地跟了去，指定了大致位置。并留下话语，将来他也要葬在母亲身旁。

     丧仪严格遵照村里的传统规制。出殡那天，母亲的灵柩停在村前的朝门口。我穿戴白色的长孝衣，抱着母亲的遗像，跪在母亲的灵柩前。黑色的棺木上，骑着一只纸竹扎制的大白鹅，八大金刚在捆绑抬棺的木杠。村人宾客围绕，花圈肃穆。我的身后，跪着一长串我的亲人，孝衣绵延。

     三声炮响，喇叭咽呜，开道锣鼓敲响，时辰已到。一片痛哭。

    “妈妈，您慢慢走啊！慢一点啊！”我不停说着，声音细小，只有我和母亲能够听见。我泪眼模糊，站起来，转过身，领着母亲一步一步离开村口。

     安葬好母亲，脱下孝衣，一行人下山回家。家里的大门口已换上了红纸对联，厅屋打扫干净，神台前摆放了两张连桌，桌上端放茶果酒杯。按照风俗，司仪的礼生让我们入座，挂红传杯，并迎接母亲的遗像，安放在神台中央，点上了神灯。

     白瓷调羹，白色灯草，神灯明亮，如豆，如星，如微小的太阳。

     我凝视着母亲略带愁容的遗像，神灯长明。恍惚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儿时与母亲猜谜的情景。

   “白龙过江，头顶一轮红日，是什么？”

   “点亮的神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