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爽

   “我再也走不动了，不会见陌生人，不再签售，而只是在信封上签下名字，不接受约稿，也不回复来信。”

   在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的个人网页上，她这样写道。但也正是同一个人，在她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写下了《听客溪的朝圣》。这部曾为她赢得普利策奖的作品，似乎有一股奇怪的力量，让人跟随它一路穿越冷漠的大自然却获得了温暖。

   但不是为你，不是为我，此书是献给理查德（Richard Henry Wilde Dillard，1937-）的。这似乎是扉页构成的惯例了，被读者一带而过也不会让接下来的阅读体验损失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更多，这位理查德先生却可以成为一个隐微的线索。因为他不仅是迪拉德的丈夫，也对作者的创作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弗吉尼亚霍林斯大学求学期间，作者遇到了诗人兼创造性写作教授理查德，并在1965年与他结婚。三年后，她以一篇关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瓦尔登湖》的论文毕业，奠定了一生的写作方向。书中叙述者的金鱼名叫埃勒里·查宁（Ellery Channing，1818-1901），而那正是梭罗最亲密的朋友的名字。

   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千百年来一直被人类描述。或是镶嵌在故事的中间，作为某种舒缓节奏的中场休息；或是作为远离人类社会的一处奇观，与野外生存或者归隐田园这样的冒险事儿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你已经读过《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屋》《低吟的荒野》，一再地经过四季荣枯，熟稔了大自然的有序与无常，甚至以为自己到哪里住上一年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那么，拿起迪拉德这部《听客溪的朝圣》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的意义又是什么？

   初读《听客溪的朝圣》，的确会让人误认为这又是位潜心工作的博物学家，为了田野观察而离群索居，不厌其烦地向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片树叶的都市居民兜售好奇心。

   但作者素来拒绝“自然文学”这个标签。诚然，其作品历来呈现的面貌与自然有着深切的联系，但像这样的想象却未免贫乏。当整个人类社会连同作者本人都消隐在文字的背后，与其将作者想象为博物学家或环保主义者，不如说这实际是一种上帝视角，是一位没有性别、年龄差别，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秘叙述者。

   要不是听从编辑和经纪人的建议，最终放弃了“A.迪拉德”这个男性化的署名，或者如果你只是恰巧错过了封皮的署名，那么读者简直无从对作者的基本信息做出任何臆测。然而，正如迪拉德自己所说的：“躲躲藏藏的生活过起来会很不方便，其本身就很招摇。”她尊重了自己的属性，也尊重了自然。

   作家们大概都想知道，没有了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也就没有了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如何不使叙述平淡乏味？比之遣词造句之类具体的写作技艺，这或许才是真正体现迪拉德创作格局的地方。

   人类退场后，世界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但这并不用更清净还是更混乱来衡量，因为它只是被还原为大自然本来的样子，没有是非之分，一片人类价值判断全然失效的领地。在这里，雌螳螂从不为在交配仪式中吃掉了雄螳螂受罚抱憾，五度寄生虫也不必为自己的寄生而惭愧。

   甚至在自己退场后，写作者再也不必给生活加滤镜，好让枯燥无趣的东西显得灵活生动，或在无意义的举动里设计出意义来。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不僵硬，而是平静。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下到中心点，找到平衡然后休息。我后退！不是退入内心，而是退出自己，于是成了一堆感官的组织。无论看到什么，都是众多、丰盈。”

   正是这一点，使得迪拉德的作品和所谓的自然文学区分开来。她并非单纯的沉溺于对自然的赞美，唾弃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并非依靠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神奇力量，从现实生活的问题中逃遁，在一片树叶、一串脚印的陌生感中寻求治愈。

   现在人们常说要去远方，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仿佛地球的另一端藏有包治百病的魔法，尤对身心疲惫、前路迷茫有奇效。读者也许不会想到，迪拉德所描述的听客溪不过就是家门口的一条小河，而那时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肺炎。

   人们以为朝圣会走很远吗？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是一种朝圣，听客溪的朝圣也是一种朝圣。在真正的心灵旅程里，重要的是已知和未知，观察和内省，而不是行程的远近。

   如同深入大自然中看一事一物，迪拉德对人类世界也抱持着同样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她不相信网络庞杂的信息，不相信维基百科。她在个人网页上强调：“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作家，就去读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