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智勇

从跃南到耀南

耀南是岳父的名，从我笔下流出似乎不敬，但我就想这样写。一次去他单位办事，当时父亲早已离休多年，办事人员将张耀南三个字误写成了张跃南，父亲不悦，让我到单位去改，办事人员说报上去了，再说也没多大影响，让我算了。父亲不依，强硬要求改了回来。

当时不解，事后才悟出，从跃南到耀南的一字之差却反映出父亲那一代人内心深处浓浓的英雄主义情节，而且耀南之名很可能是南下时在部队改取的，极具那个时代的理想特征。

不久前兄弟姐妹聚会，说起父亲，妻子张琳说，爸爸，我问过别人，说您刚当兵那会儿就有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理想呀。爸说哪儿有，家里穷，没吃的。阿哥张鲁对我说，爸的老家在河北任县的前营村，他是家里的老大，在私塾里读过三字经，后来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当时村里有学生宣传抗战，多少受到些影响，当兵的起因是同村的四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就把村里有钱人家的狗打来吃了，被人发现后就跑，老爸等三个人找到了八路军，另一个因拉肚子跑得慢的，就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听老爸说，这人后来还当到了国民党的团长，抗战中被日本人俘虏弄去喂马，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最后跳井自杀了。跳井时，阿哥张鲁，阿弟张恒，妻子张琳正好在河北老家避难，时间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年由于少不更事，自然是当成热闹看了。阿弟张恒说，有时说起待遇来，我就给爸开玩笑，说你早几个月把财主的狗打来吃了，现在不就是红军待遇了。老爸就笑笑，过后一脸的伤感，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来，这辈子就知足吧。

对前些年电视上播映《激情燃烧的岁月》，和近年的《亮剑》，妻子可以说是百看不厌，我笑她，她说我哥也爱看，我弟我妹也爱看，你认为不好看吗？我说好看，很真实。她说，我看一遍哭一遍，感觉父母就在故事里，就像在诉说他们生活的经历，他们没有死，他们活在银幕上，说大一点，就活在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中。

妻子说，她听老爸讲过，解放太原时，老爸已是营长，当时肩部受伤，是四个战士用一张日本人的毛毯把他抬下来的。伤好后，他换一身干净的军装，买了一袋小米用马驮着去找嫁到太原的妹妹，最终没见到妹子及家人。那时由于部队急于南下，他不得不把小米交与妹妹邻里而匆匆归队，哪知这一走，老爸南下远涉西部高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太原这个妹妹。

妻子多次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不知为什么，我百听不厌，听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些年看过的一部叫《小花》的电影，耳边总会响起“妹妹找哥泪花流”的动人弦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久无音讯征战多年的哥哥，胜利后是多么急于寻找到在战乱废墟中的妹妹；我们可以想象，哥哥的情绪从最初的兴奋急切，到沮丧与失望的过程是何等的失落。然而今天的哥哥早已不是当年在月光下坐在磨盘上听人讲爱国故事的懵懂少年，而是在十年生死征战中，早已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作为信念溶入自己血液的具有无畏献身精神的军人。于是，他毅然而然的听从使命，南下。

一路向西 奉献高原

我查了相关资料，父亲那支部队1949年底在风雪中南下逼抵秦岭，吸引住胡宗南主力，待二野主力突入重庆后，才分别攻下摩天岭和米仓山进入四川。在1950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驻防在成都平原腹地郫县的父亲得到残匪近期暴动消息，在政委生病离队的情况下，与战友一道毅然采取以快打慢的战术发动突袭，一举击溃残匪，战斗中奉命向西追击，这一下就越过著名的二郎山，进入了风天雪地的藏地。

对父亲来讲，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拐点。当然，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从此将会把自己最美好的人生年华和才智留在这雪域高原。对我们子女来讲，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部队，什么时候脱下的军装。面对完全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俗，面对高原的苦寒，真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有过犹豫和忐忑。

不久前，妻子从父亲的物品中找出了两件称得上文物类的物件，都是委任状。委任状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的，宣纸已有虫眼。都是委任父亲为九龙县军事代表，落款1950年2月10日的，签名有主任苗逢树，副主任樊执中、夏克刀登、邦达多吉、李春芳；落款1951年2月20日的，签名只有主任苗逢树。而且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关防。我从几张发黄的照片中，能够推导出父亲就是拿着一纸委任，带着十几个藏、彝、汉等民族干部以及几条枪，凭着信念和一股豪情踏上了一个全新的战场。

父亲是个内敛和低调的人，对他的过去经历所谈甚少，我们子女们只能从他生活中的偶尔流露得知一二。

他具体什么时间调到康南重镇理塘的，我们不知道，没有依据。电话中阿哥说，自己是1955年生的，就在这个期间，理塘是土匪叛乱的重灾区，老爸作为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被调到理塘平叛是合情合理的。我查了一下老爸的一个笔记，首页是1958年的一个县委记录总结，大量关于平叛的内容，其余记满了每个乡、村、寨有多少人，成年人多少，未成年人多少，民族成分，多少人参加土匪，有多少条枪，谁是匪首，投诚多少，关、判、管制多少等；政府分发了多少粮食、多少牲畜下去；己方牺牲几个，受伤多少，十分的详尽，当时状况的惨烈和危急可见一斑。

然而对今天的人们来讲，理塘就是洁白仙鹤眷恋的净土，是平坦如铜镜的草坝，美丽就如仓央嘉措所诗：“洁白的仙鹤啊，请把双翅借给我，不飞遥远的地方，到理塘转一转就飞回”。

我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理塘是世界高城之一，县城海拔4014米，全域一万四千平方公里以上，平均海拔4133米，是康南极其重要的交通、文化宗教、商贸中心，在甘孜州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及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外敌对势力觊觎的重点和核心区域之一。这一时期，父亲恰好在理塘任县委书记兼武装部第一政委。阿哥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几十个土匪裹胁了上千的僧侣和牧民，占据了理塘一个重要的寺庙与政府对峙，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和重大伤亡后， 老爸率领的县中队才进入寺庙解救了僧侣和牧民。

妻子在理塘还经历了一件对她来讲永生难忘的事。妻子是1957年出生的，那一年大约二三岁光景，也就是刚记事吧，老爸骑马驮着她从外地回理塘，父亲粗心，她人小不知事，到理塘后手冻僵了，就去烤火，一晚上手就钻心的疼，到母亲发现时已晚了，右手中指和食指都已萎缩。逢年过节，一家人高兴时，妻子常炫耀自己的手长得漂亮，我就说把左手放回去，把右手伸出来，老爸老妈和一家人就会心地笑，笑后总感觉可爱的老头显得不好意思和满脸难掩的内疚。

不改初心 忠于信仰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父亲调回了康定任职，先后在州政府、州财贸部、州生产指挥部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身份原因，冲击自然难免。造反派说，“张老当”把高帽戴好，他说戴好了；保皇派说，“张老当”把脸画上，他说来画上；造反派说，“张老当”教我们挖工事，我们好打保皇派，他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动粗，于是挨了一耳光，嘴角流血，他低头不再言语；保皇派说，“张老当”教我们打枪和利用地形地物，他说都是人民群众用不着，于是又挨了一顿毒打，他还是不语。

对孩子们来讲，动乱年代好热闹，好好玩。看到弄人游街，自然要去看，待看到父亲戴着高帽画着花脸站在前排才知道害怕的滋味。

晚上父亲回家，看着眼里噙着泪水的孩子，就笑着说，爸脸上画的好不好看，好看吧，这高帽要放好了，明天还要用。事实上孩子们虽然年少无知，但也知道是老爸的安慰话。形势紧张时，宠辱不惊的母亲在父亲的帮助下，在几个孩子的棉衣里衬每人缝了一张字条装了五元钱，字条上写上各自的姓名年龄住址父母名字和要去的地方，让人在成都将其送上去河北老家的火车。

听到这样的情节我就想，父亲在当时的思想是否有过波动，是否还坚持他所信仰的主义。但我想，起码他对待运动的态度是很有智慧的，这也许与他遗留的唯一一本发黄卷角的小说《三国演义》有关联。妻子说，他就喜欢三国故事，你看嘛，他给儿孙起的名字大都与汉朝和三国故事有关。后来听妻子说，她问过爸，说你后悔过吗？他们把你整的那么惨。父亲说，说不上，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受蒙蔽的，我相信过好日子是大家共同的想法，不然我们跑出来做什么。

这就是老爸，历经磨难却依然初心末改。

梦回烽火 余声未了

光阴荏苒，含饴弄孙的日子总是过的很快，父亲渐渐老了。有一年的年三十，妻子搞好卫生，帮母亲做好年夜饭，在客厅里贴了些喜庆的年画。父亲钓鱼回来，问这上面贴的是什么呀，孙儿孙女就说这是年年有鱼，这是泰山，这是迎客松，这是日本的富士山。父亲沉下脸，对儿女们说你们到里屋来。在里屋父亲手里握着五块银元，对忐忑不安的儿女们说，又过年了，我也渐渐老了，没什么留给你们的，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发的军响，几十年没舍得花，你们一人一个，算是个念想，你们要记住，老爸是打鬼子出身，外面谁贴的日本人的画谁撕下来。妻子无法给老头解释，只好将画撕了，拿着那块银元左看右看，好不欢喜。

父亲的离休金是自己管，母亲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去帮着整理一下，发现他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永远对不上。干休所门卫闲聊对妻子说，你爸的心软得很，谁在他面前说穷他都要给钱，卖菜的他要给，跟他一起钓鱼的他要给，街坊上儿女不管的老人他要给，听说他还供了两个中学生。一家人这才恍然大悟。母亲对我们说，这事我们都不要管，依他，只要他高兴就行。

父亲病了，能吃能喝能走，但渐渐不记事、不记人、也不知什么病，也不去医院，不配合医治，打上吊针扯了就喊“出发”，谁也控制不住。每天利用被子做掩护，嘴里“哒哒”的开枪，然后命令我给他装子弹，他已认定我是他的警卫员，就这样开着枪，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他早已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斗年代，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父亲走了，最终是从华西医院走的，走的时候也没查出病因。不知为什么，想起父亲，我耳边就会响起“你是黄河，你是泰山”这类大气磅礴的歌曲。我相信他们那一代是真正的有理想、有信仰、有追求、有牺牲精神的应该大写特写的人。

很多年过去了，每年春节和清明前后扫墓时，我们家人总会发现父亲墓前有人前来祭奠的痕迹。

我知道，也理解，他还有故事，只是他没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