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国

   近年来，“文学川军”中涌现出一批聚集康定古城，书写康巴文化的“康巴作家群”。他们根植于康定厚重的历史文化故土，以雄奇瑰丽的视野不断开拓文学书写的新领域，创作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其中以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尹向东、雍措等为代表的康巴作家，如同七支文学的响箭直冲云霄，掀起了康巴文学自觉书写和自信书写的热潮。“康定七箭”的文学创作立足康巴、穿越历史、面向未来，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康巴地区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创作，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翻译界也行动起来，翻译出版了康巴作家系列作品，以期助推康巴文学“走出去”。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康巴地区文学相关翻译话语问题进行再释与再思。

   康巴文学中民俗事象的翻译

   康巴小说中除了特色鲜明的文化意象词以外，还有大量民间神话、史诗传说和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化资源的叙事移植或改编，以及对宗教、民俗节日、娱乐活动等盛典场面不遗巨细的描述。如果说把神话、传说、歌谣、口头史诗等内容视为语言民俗的话，那么大众创造和传承的宗教活动、节日服饰、饮食、经贸等文化事项可视为物质社会民俗。这些民俗事象生动地再现了特定情境、场合的康巴社会生活风貌，表征着浓郁的康巴风情。这既是康巴作家对地域民族文化的回味与探寻，又是张扬其民族文化的一种持守姿态。正如魏宏欢所言：“民俗内容是小说中一种特殊的叙事文本，它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特点，一方面直接具象地展示了藏族民间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地域风俗和民俗内容，间接表现了藏族民俗文化心理结构模式”。

   “锅庄”作为藏茶贸易的中介场所，民俗含义深刻，只言片语无法解释清楚，正如小说《康巴》中伍大哥所说：“锅庄，我知道那是做啥的，但我用嘴就是说不明白”。在小说中达真描写到：“随着汉藏茶马互市的日渐兴旺，这些驿站又成为兼职贸易的锅庄，呷玛就是保佑云登家族的最大的锅庄主，一边帮助云登家族管理行政事务，一边经商。传统告诉云登，康定大大小小的几十家锅庄，构成了支撑云登家族的巨大基石，正如马帮口中唱出的：‘金子一样的打箭炉，藏地独一无二的锅庄是土司的腰和腿……’”英译如下：

   Later these courier station turned to Guozhuang， as the tea and house market had grown prosperous。 And Karma， the butler of the Yonten family， became the largest owner of the Guozhuang that was subordinated to the family。 All these Guozhuangs in Kangding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Yonten family， of which Yoten knew well。 As the caravan men sung， “in the rich land of Kanding，Guozhang to chieftain is what limbs are to a body……”

   译文在翻译“锅庄”一词时，用了音译加注释来解释这一特有的文化意象，音译为“Guozhuang： 并进行了注释：“a place with buildings enclosed in wall where business gather to make deals”。在译文第18页出现的“锅庄”，同样用了音译加注来解释：“a kind of business unit that traded local products or provide accommodation， etc。”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旨在向读者介绍“锅庄”的丰富内涵，迻译丰富的民俗意味，将这个包含了康地经贸、民居、饮食等康巴民俗文化内容，专为商旅提供食宿、堆存货物、互市贸易的中介场所介绍给译入语读者。锅庄作为一种舞蹈，更具独特魅力。“嘉绒锅庄的优美就在于锅庄的圆始终在运动变换中收放自如地保持着，眼花缭乱地跳出时大时小变化中的圆。舞步由男人领头，女人紧随。舞步豪迈而沉重，随着歌声的欢快和节奏的加快，女人的声音渐起，锅庄进入高潮，由肃穆庄重变为热情奔放。这时的舞场变成为彩色的漩涡，令围观者心性荡漾。”如此美妙的描写，译文将其删减，实在令人可惜。

   《康巴》中对歌谣等民间文化资源的叙事移植或改编比比皆是。在《滴血情歌》一节描述云登和白玛娜珍相会的情节时写道：“远处传来‘世界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爱哟，世界溜溜的男子，任我溜溜地求哟……’”的歌谣。显然，此处的歌词是改编自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康定情歌》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从上世纪40 年代开始唱响中华大地而经久不衰，这首民歌已成为康定走向世界一张靓丽的名片。原歌词是“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达真将最后一句“你”改为了“我”，符合永登和白玛娜珍听了优美的歌词后，彼此心领神会而气韵天成。文盛伯将原版本的歌词英译为：“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All girls in the world。 Let me love them。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All boys in the world。 Let you choose from them。”分别突出了“我和你”简单明了，曲调优美，通俗易懂，适合歌唱。达真《康巴》英译本中将歌词译为：“All the women in the world can be my lover and all the men in the world can bemy wooer”。分别用了“my lover 和my wooer”，既押韵又对仗，语义恰当、意味深长。英文读者读了之后，从文字层面应该会感受到男女真情表白的康巴方式，深刻体会到康巴文化中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象和豪迈直爽的民俗民风。

中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康巴文学英译本，整体而言语言流畅、表达地道，为国内外读者体验深邃丰富的藏族文化，感受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平台。美中不足之处是部分译本删减的地方较多，几乎每一节都有删减。删掉的部分，可能是译者认为对故事情节理解不太重要的句子和段落，也有似乎是部分暗示隐晦的描写段落。如果说从情节理解和读者阅读接受层面考虑，大刀阔斧的进行删改，类似于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情况的确存在。毕竟，翻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活动，不仅仅是语言迻译，更多是“走出去”之后“走进去”，需要译者发挥主体性，进行一定的删改。然而，对于康巴文学的独特性而言，无论是描写自然画面还是人文叙事的部分，不应该将其删掉，这也是翻译的伦理问题。仅第一章一节“交汇地”（the valley）中就有五处删节，第二节亡命“茶马”路中关于猫群“叫春”的两个自然段均删掉，更为难以想象的是，此节的后半部分描述赵云龙和玉珍在逃往康定锅庄安身立命的途中叙事，几乎三分之一全部删掉了，只用了一句“after days of trudge， Zheng Yunlong and Yuzhen finally arrived in Kangding”（长途跋涉数日后到达了康定）匆匆结束了这一节，令人意犹未尽。还有如珍珠般点缀在小说中类似“无笼头的野马难驾驭， 无鼻圈的野牛难驯服”的民间俗语大都没有翻译，不得不说是留下了遗珠之憾。

   康巴藏区文学“走出去”再释

   从2012年到今，“康巴作家群”书系陆续已出版了共五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阿来曾说：“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就应发挥翻译界本身的研究和翻译人才优势，译出更多的康巴文学精品，并与文学界、出版界形成有效的交流和学术对话，进一步加强藏地文学对外的传播研究。当然，由于文化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的存在，我们更应该以历史和发展的目光，看待当前的康巴文学“走出去”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模式，进行相关的学术思考。

   首先，从文学生产作家层面而言，少数民族作家要有意识地加强与国际文学界的交流对话，作家自己先要“走出去”，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要紧跟世界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潮流，创作出既有具有人文关怀而又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这方面不得不说莫言是颇为成功的一位作家。康巴文学以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学性特征登入中国文学版图，“康巴作家群”的作家又是中青年居多，相信随着创作的需要，他们会主动和国家文学界、出版界进行文化交流。

   其次，从文学作品传播而言，康巴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翻译是必经之路。由于文化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目前的对外译介有一定的瓶颈和困难，尤其是对于康巴文学的译介。虽然已有零星的作家作品得到关注，但整体而言，译介的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够。要警惕翻译过程中的大量删减现象，正如有“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第一人”之称的葛浩文，他的“连删带改”翻译策略和模式，当前已经引起了文学界部分学者的反思。翻译界的许钧教授在其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中指出：“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恪守翻译忠实性原则的翻译方法到底是有利于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接收，还是导致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误读与曲解？”不难看出，翻译成为翻译界、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只不过关注点不同而已。翻译界关心和焦虑的问题是中国文学是否“走出去”了；文学界却似乎更多关心的到底是什么“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是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康巴文学目前译本中的删减，体现出译者追求译作“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归化翻译应该成为相应的翻译策略。当海外读者对康巴文学、文化有了初步的认知和兴趣之后，旨在追求“原汁原味”呈现的异化翻译策略就应该成为首选的翻译策略。

   再次，从翻译生产中的译者层面而言，要增强外译的自觉意识，提高翻译能力和学术外交能力。理想状态下的译者似乎是那些既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同时还能熟练在两种语言中自如转换，还能够与主流出版机构与媒体沟通顺畅的译者。当前要大量培养我们自己国内翻译后备人才，培养职业化的翻译专业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在翻译模式上，较好的方式是合作翻译，即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完成。康巴小说英文版都是中外译者合作翻译，英美译者与本土译者通力合作，既保证了对原文的理解到位，又保证了译文的表达流畅，能够比较忠实流畅地传达康巴文化的精髓，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大量的删减和部分文化意象词翻译的不统一。实际上，只要团队统一协商，统一规划，这个目标容易实现。

   最后，从译作的接受层面而言，充分尊重译本对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开拓译作接受的多媒体融合渠道，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充分利用文学传播的传统纸介阅读和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特点，利用各类新媒体传播介质，推出易于读者接受的改写本、简写本、少儿本、彩绘本、动漫本、数字读物等多模态译本。充分发挥政府、学术机构、专家、学者、文学代理人、版权经纪人、译者、媒体、书评人、出版社、书店等各级各类主体的集体智慧，多方协作，合作出版，推出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翻译文学作品。在读者、译者、出版社、市场和读者之间搭起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

   目前出版的三部“康巴作家群”长篇小说英译本，为英语读者带来与其迥然不同的康巴文化阅读体验，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事件，值得期待。同样期待更多的康巴文学得以翻译出版，期待更多的学者关注康巴文学翻译出版的思考与探索。“康巴作家群”作品外译刚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