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美禄

按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健者，“伉也”，表示刚强有力的意思。作为一个常用汉字，健字源远流长，在金文中就出现了，《周易》中也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名言。可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章书写中，健字使用频繁，并没有什么禁区。

但是，南宋诗评家严羽却为健字的使用设立了禁区。

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辩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还自视甚高地指出，“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严羽认为诗歌不能以健字来进行评价，诗歌评价，与其说“健”，不如说“雄”，虽然二者差别细微，但是不能不加以分辨。

严羽既认为以健字论诗违和，又对诗歌劲健的特点不予认同。“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在严羽看来，苏轼、黄庭坚诗歌笔力劲健，但毕竟如子路事夫子，好勇过人而无所取材；相比较而言，盛唐诗人“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终究胜出一筹。

严羽的观点不乏嗣响。清代诗评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诗人笔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即如悼亡诗，必缠绵婉转，方称合作。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笔能刚而不能柔故也。”诗歌表达应该“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袁枚认为诗笔太豪健，则与感情抒发相妨害，并举出苏轼悼念王朝云诗作为证据。1094年，苏轼被南贬惠州，侍妾中只有王朝云愿意随行。后朝云殁于惠州，葬在棲禅寺松林中。苏轼悼念朝云诗共两首，一首是《朝云诗》，一首是《悼朝云》。有道是诗无达诂，这两首悼亡诗质量如何，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言之成理，本无须定评于一尊的。但是袁枚讥其味同爵蜡，没有动人的情致，且归罪于苏轼诗笔太过豪健，“能刚而不能柔”，缺乏必要的从容与犹夷。袁枚的观点可谓是对严羽的隔代应和，他们对苏轼诗歌偏至的看法也如出一辙。

严羽认为以健字论诗有违和之嫌，但是文学史上以健论诗者并不乏人。在理论上，唐代诗论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就列有“劲健”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司空图以印象批评的方式论诗，虽然受众在理解上未必趋同，但他对劲健的推重则是很明显的。在批评实践上，以“健”字论诗的不在少数，姑且举几个名人的例子。杜甫曾多次以“健”字评论诗人。《八哀诗》论李邕云：“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戏为六绝句》论庾信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王夫之也说：“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再如赵翼评论苏轼云：“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这些大家的批评实践中都用到了“健”字，评论者觉得适宜，读者也没有违和之感。

就是严羽自己，在《沧浪诗话》中也说：“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严羽把诗歌风格概括为九种，并指出它们总体上可以划归为“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种类型，而所谓“沉着痛快”，其实就寓含有劲健的意味。既然创作实际中劲健的特性客观存在，为什么就不能相应地进行理论概括呢？其实，严羽在《沁园春·为董叔宏赋溪庄》词中称赞文章润色之功时也道：“健笔纵横为发扬，还添得，石屏诗句，一段风光。”由此看来，严羽的创作实践与自己的理论主张之间存在着一个偏离角。

严羽不宜以健字论诗的观点，和刘禹锡故事有得一比。刘禹锡字梦得，唐代著名诗人。据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祁）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餐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本绝唱。‘糗饵粉餈’，糕类也，出《周礼》。‘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这意思是说，刘禹锡作诗连个“糕”字都不敢用，有负于他“诗豪”的声名。其实《周礼》中已有糕之实，只是无糕之名；所指客观存在，能指尚付缺如而已。刘禹锡搁笔，是因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畏缩所致。严羽认为不宜以“健”字论诗，或许是无胆无勇，或许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总之是得出了一个不正确的结论。

“文章一道，本摅写挥洒乐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无处非碍矣。”以为“健”字论诗违和，故避而不用，是文学评论中自我设限，有画地为牢之嫌，也使得笔墨不能自由舒张。鲁迅曾主张“拿来主义”，要求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沉着，勇猛，有辨别”，并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对于我们为人为文，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明乎此，健字不宜论诗之说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