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强

饮茶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可谓历史悠久。而四川与茶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

素有“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其周围的山区，丘陵连绵起伏，山间云雾缭绕，土壤肥沃，雨露滋润，极其适宜茶树的生长，因此，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产茶地区。早在西汉，四川的茶叶生产就巳有相当规模，并有“邛州贡茶”。

茶因其性清雅，有修身养性之功效，深受文人的喜爱，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寓居蜀地的诗人杜甫曾以一首“饮茶题诗图”：“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挺立钩丝。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描写了落日时分与其朋友一起在平台上，喝着新制的春茶，茶与诗相融，情与景辉映。

文人喜茶、爱茶，留下了众多与蜀茶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也是研究蜀茶文化的宝贵历史资料。

芳茶冠六清

蜀茶历来是供奉朝廷的“贡茶”，是官府税收的重要来源。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対，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由此可见周代武王伐封之时，巴蜀就已经把茶作为一种珍贵的贡品纳献于武王了。

西晋时，张载在去成都探望担任蜀郡太守的父亲张牧时，参加了一次白菟楼上举行的茶宴，宴会后，他写下《登成都白菟楼》，赞叹成都饮茶习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他认为茶已经超过水、浆、醴、凉、医、酏六种饮料，成为全中国人最爱喝的饮料。晋代孙楚的《出歌》也有“姜桂茶奔出巴蜀”之句指出茶的原产地是巴蜀地区。汉宣帝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僮约》中记载了在西蜀一个寡妇扬惠家里烹茶的情景：“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躲。”家中来客人时，“酤酒”“烹茶”款待。当时“烹茶”，是先将茶叶放入水壶中，煮开以后引用。这是蜀人最早记述的饮茶细节。在这篇《僮约》里，主人还吩咐奴仆“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说明当时的“武阳”（今彭山）已有茶市出现。《蜀都赋》记载成都风物说：“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

到了魏晋南北朝，巴蜀种茶饮茶之风相当普遍，当时成都已经成为西南部重要的茶叶贸易市场。

隋唐时期，茶已经从宫廷贵族的保健饮料，走入文人仕子的生活，蜀茶的名声日盛，咏茶诗也开始兴盛，出现了李白的《赠玉泉仙人掌茶》、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王维的《赠吴官》等真正意义上的茶诗。这其中，茶诗产量最高的诗人当属白居易。

白居易一生爱茶，相伴终生，是饮茶的行家，曾吟诗谢友人寄赠蜀茶：“蜀茶寄来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萧员外寄新蜀茶》），得到好友寄赠的蜀茶，惊喜不已。用渭河水煎出浓香的蜀茶，更觉奇珍。他反复把玩盛满陶器中像乳汁一样的香茶，无比满足；何况是在暮春时节、对一个酒醉之后需要解渴的人来说，更是如饮甘露。他的《谢李六郎寄新蜀茶》：“红帋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详细介绍了蜀茶的制作工艺。在《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中更是主动要求“能空寄蜀茶来”。可见白居易对蜀茶的嗜好，也说明蜀茶品质是非常不错的。白居易一生共写了57首茶诗，遗憾的是他的入蜀诗反而没有一首言及蜀茶。

北宋大中祥符时期的诗人施肩吾在江南山中古刹游览，和尚以蜀茶待客，他则以诗酬谢：“越椀初盛蜀茗香，薄烟轻处搅来均。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施肩吾用“越椀”盛茶，山僧问他对此茶的感受，他直感如饮琼浆，但又怕说出来让人觉得过分。

蒙山顶上茶

在蜀茶中，蒙顶茶是珍品，被列入“贡茶”，产地专辟“皇茶园”。达官贵人争相购买，以至于“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陆羽更是把蒙顶茶评为唐茶第一。白居易在《琴茶》中写道：“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对蒙顶茶极为推崇，可见蒙顶茶在文人中的显赫地位。

唐代黎阳王在《蒙顶白云岩茶诗》中，更是盛赞蒙顶茶：“洞天深处饱烟霞”，茶的生长环境得天独厚，使得茶树能汲取天地之精华；“冰绡剪碎先春叶”，写采摘的嫩茶芽品质之好；“石髓香粘绝品花”，则写了制茶工艺之精妙，做成的是绝品石华茶；“蟹眼不须煎活水”，极赞蒙顶茶的品质绝佳，不需要使用活水煎煮，依然是上等好差。

唐末著名诗人郑谷《蜀中三首》之二云：“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由蒙顶茶联想到浣花溪边女诗人薛涛的诗笺，大文豪杨雄的故宅以及大诗人杜甫的遭遇。尽管唐朝已是气数殆尽，大厦将倾，但蒙顶茶依然春雨带露，草色岚光、鲜美清新，令人倾心，道出了人们对蒙顶茶的美好印象。

唐代禅院饮茶风气甚盛，晚年入蜀的诗僧贯休在《酬周相公见赠》云：“境陟名山烹锦水，睡忘东白洞平茶。”蒙山在名山县，这里指蒙顶茶；东白洞平在婺州。贯休以锦水烹煮蒙顶茶，味道特好而忘记了洞平茶，可见蒙顶茶之佳，蜀中第一茶确实名不虚传。

北宋诗人文彦博的《蒙顶茶》中，用“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来盛赞蒙顶茶堪比醍醐，饮之滋味甘美、回味无穷。后人认为这首诗是描写蒙顶茶滋味最为形象和传神的经典之作。陆游48岁时入蜀，担任过蜀州（今成都崇州市）通判，在蜀地九年时间，入乡随俗，深得蜀人品茶之妙。他在《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以蒙山茶象征仁人志士，讥讽南宋王朝对无能之辈的重用，表现出对世人不识蒙顶味的愤懑之情。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四川盐亭县）人文同在《谢人惠寄蒙顶茶》“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对蒙山茶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树立了蒙山茶为代表的巴蜀茶崇高神圣的地位。

乾隆皇帝在品尝蒙山茶后，写了《烹雪叠旧作韵》，发出“铛聊复煮蒙山，清兴末与当年别”的赞叹和感悟。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曾出任四川学政，他在《名山蒙顶贡茶赋示陈新盘明府》对蒙山茶采摘标准、制作工艺、进贡品类，护送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 “蒙山仙茶” 祭天、祭太庙，是清代皇家特有的仪式，可见蒙山茶非同寻常的地位，也是蒙山茶又一次进贡的盛况。

天下好茶，皆需好水。千最早将“扬子江心水”与“蒙山顶上茶”相提并论的，是南宋伟大爱国诗人陆游。他在《卜居》中写到“雪山水作中泠味，蒙顶茶如正焙香”。元代的李德载在《蒙山顶上春光早》中称赞：“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到了明代，陈绛在《辨物小志》中写到：“世传：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由此，这联名句已从李德载的小曲中脱胎出来，演变成脍炙人口的谚语，又被人们用为茶联，广泛流传至今。

园畦半种茶

在蒙山种茶人的带动下，蜀地种植茶叶蔚然成风。陆羽《茶经·八之出》中提到的巴蜀产茶之地，主要有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其实，还有一些地区，简州土产有“茶”，茂州“玉垒关外宝唐山有茶树，产悬崖”，被视为茶宝。开州也产茶，张籍《茶岭》诗说：“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渠江有“薄片”。樊宗师在绵州吟诗说：“辍田植科亩，游圃歌芳丛”。孟郊在蜀中所见是，“蜀山绕芳丛”。

曾官嘉州 (今四川乐山) 刺史的岑参在《 郡斋平望江山》言：“水路东连楚，人烟北接巴。山光围一郡，江月照千家。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梦魂知忆处，无夜不京华。”诗人平眺郡城，千家万户庭院半是橘树，半是茶树。咸通七年(866年)夏，西川节度副使薛能被贬犍为郡，也写了《石堂溪》：“三面接渔樵，前门向郡桥。岸沙崩橘树，山径入茶苗。夜拥军烟合，春浮妓舸邀。此心无与醉，花影莫相烧。”放眼所见，除了岸边橘树，更有弯曲小径直通茶园。两人时代不同，但所写嘉州物产却完全一样，由此可见嘉州也产茶，且种植普遍，不但庭院种，更有山上种。在嘉州，薛能也常饮茶，并引发不少诗兴，故有诗云：“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压春甘蔗冷，喧雨荔枝深。”（《留题》）

在唐朝，除了蒙顶茶，蜀中名茶还有鸟嘴茶。鸟嘴茶出自蜀州（今成都崇州市）。五代毛文锡《茶谱》云：“蜀州晋原、洞口、横原、味江、青城，其横芽、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 中和三年（883年），漂泊蜀中的郑谷来到蜀州品到鸟嘴茶，留诗《峡中尝茶》：“吴僧漫说鸦山好，蜀叟休夸鸟觜香。”可知鸟嘴茶清香浓郁，在蜀中也有一定名气。作为蜀州特产，鸟嘴茶也是馈赠佳品。864年，刑部员外郎薛能被朝廷授为西川节度副使，开启了他三年的蜀地生活。他曾收到蜀州刺史郑史君所寄鸟嘴茶而欣喜不已，遂题诗八韵以示感谢：“鸟嘴撷浑牙，精灵胜镆铘。烹尝方带酒，滋味更无茶。拒碾乾声细，撑封利颖斜。衔芦齐劲实，啄木聚菁华。盐损添常诫，姜宜著更夸。得来抛道药，携去就僧家。旋觉前瓯浅，还愁后信赊。千惭故人意，此惠敌丹砂。”（《蜀州郑史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采茶、制茶都有严格的讲究，需要精细功夫，诗人以镆铘剑相比鸟嘴茶，表明其珍贵。对于茶的制作，陆羽认为要加盐、姜等辅料，薛能则主张保持本味。最后诗人品尝之后意犹未尽，认为鸟嘴茶胜过道家丹药，可见茶之妙处。此诗不仅反映薛能对饮茶的精通，也说明了晚唐时期人们对茶烹制的方法多样，是了解中国古代茶文化的重要材料。

宋代四川的茶叶生产，在唐和五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仍然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四周、长江流域和川北山区。其中以成都府路产茶地区最为集中。北宋华阳人范镇说：“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这是产茶最多、也各自拥有品牌茶叶的地区，除利州的罗村而外，均在成都府路辖区之内。成都府路的川西平原四周是当时产茶的中心。南宋绍兴时，“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一千六百十七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军，凡二十场”。仅成都府路的茶叶产量就约占同时期南宋茶产量总数的2/5，可见宋代成都平原地区茶叶生产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