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从学

1941年6月,冯至在《新诗蠡测》中敏锐地指出了自然从中古以来的文学世界中逐渐变形和消失的“文学史上的事实”:本国自从盛唐以后,西洋自从19世纪的初期,就很难读到像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歌德的“流浪人的夜歌”那种脱口而出好像宇宙的呼吸一般的诗句了。可是在古代,在屈原、沙浮、宾达那些伟大的抒情诗人的诗里,哪一处不洋溢着自然界的风、雨、光、云以及草木的荣枯呢。近代不是没有自然诗,但一经比较,便会看得出和古代是有怎样大的区分,一个化身于自然中,好像就是自然的本身,一个却是与自然有无限的距离。

以及这事实背后隐含着的人类生活世界的现代性转变问题:

我们不但丢掉了自然,而且现代的生活,无形中有一种伟大的势力,处处使我们抑制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许多喜怒哀乐的原始的情感。这势力,不容人反抗,他在不住地蔓延扩张,雾一般地笼遍大地。

自然在文学世界里的变形和消失,因此也就成了包括战争、爱情、宗教和情感在内的人类社会从充满了自然所赋予的古代性演化而为现代性的“文学形式”。

冯至谈的是结果。本文则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彝族作家李乔《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的细读,梳理自然从李乔的写作中逐步变形、翻转,最后消失的过程,为这种现代性的“文学形式”提供一个过程性的历史分析。

叁

但是，当《欢笑的金沙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作者雄心勃勃地展开了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写作，想要一鼓作气完成《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时，事情却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与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矛盾逐步走上前台，取代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了主角。最直观的现象和事实是:在三部曲的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和第三部《呼啸的山风》里，李乔开始了全方位持续不断地添加新人物、塑造新典型的过程。

首先引入的，当然是针对前引冯牧的评论指出的“被剥削者的形象，在整个作品里显然是着墨不够，描写得太少了”缺陷而来的挖七、洋芋嫫、金古阿略、马黑、俄西，以及洋芋嫫的儿子阿朱家子等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底层奴隶。而且，和直接将其当作已经完成的功能性符号来对待的《欢笑的金沙江》不同的是，李乔还特意为这些新加入的角色补充了各自受压迫受奴役的“史前史”，让他们的爱恨情仇都有了相应的“历史根据”。挖七是磨石兹达家的奴隶，他的父母受尽了奴隶主非人的压迫，他自己同样在打骂和折磨中长大，在苦难中孕育了坚强的反抗意志。原名马招弟的汉族人洋芋嫫，则是被强行掳掠卖到凉山的奴隶，代表了凉山奴隶制的另一种罪恶。其他如马黑、金古阿略等人，也都以不同的形式承受着奴隶主的压迫和折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被压迫和被剥削，同时也富于反抗和斗争精神，迫切要求获得解放的凉山奴隶群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瓦札拉诺、磨石兹达、阿侯什都和他的大儿子阿侯都苏等人代表的反动奴隶主。他们在历史上是残酷压榨和剥削奴隶娃子的奴隶主，在现实中则是对共产党充满了仇恨、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而千方百计阻挠凉山进行民主的和平协商改革，试图以疯狂而不自量力的武装暴动来阻挡历史大潮的反动势力。

在这两大对立的阵营背后，分别站着共产党新政权的领导干部和国民党残匪特务这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政治力量。前者新加入了具有彝人身份的热可县长，张副书记等领导干部，以及小苏等基层工作人员。后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扩编”:除了《欢笑的金沙江》里出现过的焦屠户之外，另外增加了焦屠户的姘头黄华，以及被称为王牛皮的另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两个新加入的残匪特务又分别关联着自始至终没有正式露面，而只是以口头传言的方式神秘莫测地存在于小说之中的“五号”“十号”这两个隐藏在大小凉山深处的特务头目。

此外，就是《欢笑的金沙江》里不曾有过的“中间人物”代表。这些“中间人物”，既有在事实面前逐步觉醒过来，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奴隶制、推进和平协商改革事业的阿土泥竹、接米约哈等走向进步阵营的代表人物，也有像阿鲁疵沙这样本来可以投身民主改革事业，却在国民党残匪特务的挑拨和哄骗之下，死心塌地跟着反动奴隶主走向了反革命道路的典型代表。

这样一来，出现在《欢笑的金沙江》里的主要人物—沙马木札、磨石拉萨、阿陆西支等人，尤其是沙马木札，虽然没有完全从小说中消失，却随着上述人物的大面积出现而被挤到了边缘角落，从主要人物变成了次要人物。而《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也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反映两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两个对立阶级矛盾斗争的历史小说。人与自然的矛盾随之碎片化和边缘化，最终消失在了小说的核心线索之外。前面提到的陈队长和他的第五勘测队以及和成昆铁路相关的话语，再也没有出现在《早来的春天》和《呼啸的山风》里，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这当然不是说人与自然的矛盾突然就凭空消失了，事实上，无论怎样边缘化和碎片化，《早来的春天》和《呼啸的山风》里仍然留下了不少踪迹，指认着这个矛盾的事实性存在。国民党残匪特务焦屠户化名为“色图米米”，躲藏在瓦札拉诺家里暗中操控一切，想方设法制造矛盾，挑动奴隶主和不明真相的普通彝人破坏凉山和平协商改革事业，就曾向他的上级王牛皮抱怨生活条件艰苦恶劣说:

你看看我们还像个人？吃的是火草饽饽，住的是板板房，穿的是这一身破衣裳，比在地狱里还苦。若不是十号打来电报，说有一件大生意可以做一做，我早就情愿死去了。

这抱怨，在表明其反动本质的同时，也无意中表明了曾经困扰着伪江防大队的物质匮乏的生存问题，依然牢固地盘踞在《早来的春天》里。

平常“连一头牛也舍不得杀吃”的反动奴隶主磨石兹达，下定决心要杀死所有的牛羊，以破坏生产资料的方式来阻挠凉山的和平协商改革。但真正动手之际，其心理却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先是听从了老婆的劝说，决定慢慢杀来吃，而不是一次全部杀死。见到“跳跳蹦蹦”的牛羊之后，他“不知怎么，心里又有些舍不得杀”，最终决定“不要统统杀死，今天先拣肥的杀一两头”，事实上等于放弃了最初的反动计划。和磨石兹达一样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最后在国民党残匪特务的挑拨下走上了武装暴动反革命道路的奴隶主瓦扎拉诺一家，接连吃了几顿牛羊肉之后便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形，也暗中暴露了长期生活在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的恶劣环境里的消化器官尚未适应大量肉食的事实。并不反动的沙马木札虽然是上层黑彝，属于所谓的奴隶主阶层，但小说透过丁政委的眼睛对其居家环境展开的描写，仍然清晰地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样笼罩在他身上的直观事实:

沙马木札家里的布置，还是从前那个老样子。靠墙放着一个古老的大木柜，约摸有一丈多长，四尺多高。据说，从前曾经装过银子，现在是用来装粮食。屋里摆着一张两人才能推动的大磨，磨旁放着几个装包谷和洋芋的大篾笼。丁政委小时候到他家来就见过。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切如旧，只有那给火烟熏黑的墙壁上增加了一张毛主席像。

上层奴隶主的情况如此，小说第二部和第三部着力强调的普通百姓以及缺乏独立生产和生活能力的穷苦奴隶的境况，自然不必再说。甚至《凉山和平改革条例》本身，也以不止一次出现过“所需由政府救济”“不够者由政府酌情救济”等语句，表明了整个凉山仍然笼罩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矛盾之中的事实。

根本性的变化在于:第二部和第三部对这种笼罩在从奴隶主到奴隶、从国民党匪特到革命积极分子的所有人物身上，弥漫在整个凉山地区的矛盾，提出了崭新的解释，将其从直观的自然事实，变成了何其芳著名的“三步论”所说的由“人的手”所造成，因而反过来也能通过“人的手”予以纠正和消除的历史现象。

这个根源，最初通过贯穿三部曲的核心人物，党的优秀干部丁政委的沉思，出现在《早来的春天》第二章里:

丁政委听了那些上层人士的回答，想到这些奴隶主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使得凉山直到今日还保持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残酷、最黑暗、最落后的剥削制度;几十万劳动人民，在地狱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骨肉分离，一家人不能团聚;因而造成凉山彝族的贫困和落后。

紧接着，又在第三章里，通过丁政委的大会报告和报告完毕之后的“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变成了集体信念:

奴隶制度是黑暗的、残酷的、落后的。占全区人口不足百分之五的奴隶主，占有大量的奴隶和土地。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包括百姓和奴隶)，处于黑彝和奴隶主的残酷压迫下，失去自由和土地。这是极不合理的。毫无疑义，这种关系大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大大的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这是凉山各民族长期落后和贫困的根源，也是凉山各民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侮辱的根源。

在《欢笑的金沙江》里同样受制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样生活在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之下，被人与自然的矛盾支配着和限制着的黑彝、奴隶主，在第二部和第三部里，变成了贫困和落后的根源，变成了被消除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丁政委所说的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和不足百分之五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反过来覆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变成了小说全部的、也是唯一的话语空间。如何推进和平协商改革，消灭奴隶制度，消除“凉山各民族长期的落后和贫困”的根源，也就成了《早来的春天》和《呼啸的山风》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

正是围绕着建构进而解决这个矛盾，两部小说才开始了上文所说的全方位引入《欢笑的金沙江》里所没有的新人物，不断把第一部里的矛盾关系边缘化的努力。但李乔没有意识到的是:问题不在于人物的增补，而是小说的叙事逻辑也随着人与自然的矛盾被人与人的矛盾所取代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文学作品虽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的叙事逻辑提炼出来，但稍加分辨，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欢笑的金沙江》乃是循着“只要……就……”的充分且必要，即所谓充要条件的逻辑展开写作的。蕴含着“丰富的宝藏”的凉山一开始就被放置到了读者眼前，阻碍“部队过江”，抵达那“丰富的宝藏”的矛盾，也随即被摆上了前台，变成了最后一个需要克服的矛盾。由此，也就形成了古人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叙事逻辑。对第五勘测队的陈队长来说，只要部队过了江，自己就可以跟着渡过金沙江，开始成昆铁路建设的勘测工作。对丁政委来说，只要凉山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残匪伪江防大队的真实面目而不再受蒙骗，“部队过江”就会变成水到渠成的事实。所以小说紧扣着调解磨石拉萨和沙马木札两家因为伪江防大队的蒙骗和挑拨而发生的“打冤家”展开，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凉山彝族的相关风俗民情，形成了小说独有的民族趣味;另一方面也让小说随着“打冤家”矛盾的解决而走向结束，把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的凉山变成了一幅触手可及的未来建设蓝图。

确切地说，正是为了推出“只有消除奴隶制，才能改变凉山各民族长期落后和贫困”的叙事逻辑，《早来的春天》才反过来把奴隶制度指认成了贫困和落后的根源。所以，就在奴隶制度被确认为贫困和落后的根源的同时，“只有……才……”也就取代《欢笑的金沙江》里的“只要……就……”，变成了支配着《早来的春天》的叙事逻辑。但问题在于，作为充分且必要条件的“只要……就……”是一个有限的因而可以完成的封闭结构，“只有……才……”则是一个可以不断提出新的前置要求因而是无限敞开的线性结构。每一个新的“只有”，都必然伴随着必须予以满足的新的前置性要求，派生出相应的新一轮“只有……才……”。而派生出来的前置性要求，又会复制同样的逻辑结构，再次派生出自己的“只有……才……”，对小说提出相应的叙事要求。

所以，当李乔呼应着时代思潮的变迁，按照评论界的期待全方位引入新人物的时候，小说实际上不是开始了解决矛盾冲突，而是开始了不断增加需要解决的矛盾冲突的逆向反馈过程。要消除罪恶的奴隶制，完成和平协商改革，就要防止反动奴隶主的阻挠和破坏。而要防止反动奴隶主的阻挠和破坏，就要:第一，耐心做好政策工作，争取像沙马木札、阿陆西支这样开明、进步的上层人士的支持，孤立磨石兹达、瓦札拉诺、阿侯什都这样顽固不化的反动奴隶主;第二，耐心做好政策工作，发动以挖七、俄西、金古阿略、洋芋嫫等为代表的广大受剥削和奴役的奴隶娃子勇敢地站出来和反动奴隶主做斗争;第三，消灭不甘心失败和灭亡，躲在瓦札拉诺等反动奴隶主背后，暗中挑拨他们阻挠和破坏和平协商改革的国民党残匪特务。更进一步，则是:要发动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娃子，就要一方面建构他们长期受剥削和奴役的“史前史”，一方面生动具体地展示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不断成长，最终挣脱了奴隶制的精神枷锁的历史过程……工作干部李维经教育和劝说挖七的话，虽然有其具体而特殊的语境，但也可以借来说明这个需要解决的矛盾冲突不断增殖的逆向过程:“只要有一个奴隶没有得到解放，就是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量新出现在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是以不断增加需要解决的矛盾冲突的方式，给李乔的写作持续不断地增加着难度和障碍。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尽管《早来的春天》结尾处，就让觉醒过来的奴隶俄西勇敢地对准反动奴隶主扣动了扳机，以震耳欲聋的枪声“震动了寂静的山林，震动了那沉睡着的土地”，宣告了“那直入云表的凉山，象一个巨人似的醒来了”，但直到《呼啸的山风》结尾处，反动奴隶主磨石兹达、阿侯什都等人依然停留在叛乱的路上，国民党残匪特务焦屠户、王牛皮等人也再一次逃脱追捕，消失在了川滇交界处的大森林里。“只有……才……”的叙事逻辑，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满足。曾经在《欢笑的金沙江》里显得那样触手可及的凉山蕴藏着的“丰富的宝藏”和建设者的美好蓝图，也随着残匪的逃逸而在三部曲的结尾处消失了踪迹。如果仔细核对不同版本的话，还可以发现李乔在以后的岁月里实际上还对作品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打磨，但上述矛盾仍然没有得到妥帖的解决。

这当然可以解释为李乔准备继续进行自己的写作，把三部曲变成四部、五部之类的系列作品。《呼啸的山风》第二十二章，也就是倒数第四章里，仍然在回顾洋芋嫫受剥削和奴役的“史前史”，让前来寻找妻子马招弟的赵有才，和这时已改名为洋芋嫫的马招弟擦肩而过，留下了似乎可以进一步展开的矛盾空间。第一部里积极靠拢共产党，第二部里开始动摇的磨石拉萨，在第三部里跟着自己的堂弟磨石兹达走上了反动道路，但又没有正式开始阻挠和破坏凉山民主改革事业的活动，也暗示了他接下来可能的变化。诸如此类“未完成”的细节，说明了李乔确乎有过继续推进三部曲写作的考虑。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上述情形充分表明《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事实上已经成为一部“写不完”的作品。理由很简单:抛开三部曲后两部明显的艺术质量下降问题和作者此后并未再从事长篇写作等事实不谈，只要“只有……才……”的叙事逻辑仍然支配着李乔，新引入的人物和情节就会再一次为他的写作带来更新也更多的需要解决的矛盾和困难。

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不能假设。这里也不是要讨论李乔如果在《欢笑的金沙江》之外另起炉灶，而不是一定要按照“三部曲”的概念来展开《早来的春天》和《呼啸的山风》，结果将会如何的问题。而是说:正因为李乔忠实地呼应着时代思潮的变迁，按照评论界的期待不断努力而又留下了这么一部“写不完”的作品，所以也才反过来为“自然世界”如何被“人的手”翻转、扭曲，最后从现代文学中消失，留下了一条完整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