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昌

二十年辛苦不寻常。陈思广教授从2000年进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土学位开始，立志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基础性工作当然是要弄清楚现代长篇小说的真实家底，回归现代文学史的源初文化生态环境，复原现代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的真实历史样貌。笼罩着近百年的岁月烟尘，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当初的真实面相已然模糊不清，在十几部已有定评的现代长篇小说经典构成的冰峰下面，陈思广打捞出另外三百多部长篇小说构成的水面下的冰山真相。在海量阅读和长期覃思的基础上，陈思广出版了《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四川抗战小说史》《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现代长篇小说边缘作家研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话》《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等论著，2021年又出版三卷本《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一1949）》，图文互证，资料翔实，彩色印刷，装帧精美，在历史的与审美的两个方面深入开拓，二十年持续努力，制心一处，深耕细作，盈科而进，终于结出累累硕果，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各家图书馆争相庋藏之作。在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领域，陈子善的现代作家佚文遗作之发现、李辉的作家人事关系之考论、金宏宇的版本学副文本之勘校，已成巍然高峰，陈思广携《编年史》加盟此领域，无疑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增了活力，壮了声色。陈思广教授正当盛年，治学精进不已，论学突飞猛进，学术未来无法估量，仅就其二十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其关涉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料、方法、路径等诸多问题，足以予人启迪，发人深思。

宏阔的历史视野

在从事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修撰之前，陈思广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过深人研究，储备了丰厚的编年史修撰经验和理论资源，并通过刊发大批学术研究论文，与学术界同行展开对话，积极总结和汲取编年史修撰的经验教训。

这种探讨的对象从现代文学的开端直至20世纪末叶，时间跨越百年。论文《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转型研究》探讨五四时期小说创作从“天才的火花的爆发”“于刹那间偶然得之”的“信手拈来的‘即兴小说’”转向“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的转型过程，研究“人的文学”观念对于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转型的重要意义认为现代小说家以深刻的自我主体省察和深邃的主体表现欲望为参照系，在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双重文化的烛照中透视国民灵魂，在追求叙述手法的多样化和强化叙述的主观色彩的同时逐步走向文体自觉。学术专著《战争本体的艺术转化》则研究20世纪下半叶中国战争小说创作，从小说的艺术建构、小说的人物图谱和小说的审美形态等几个重要方面探讨当代战争小说的艺术转化和艺术特点问题。如此，现代长篇小说史从起点到终点，再进入当代长篇小说史，线索清晰，脉络分明，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宏观的学术视域，构建出评判具体小说文本所必需的历史参照系。

在长篇小说接受研究领域，陈思广撰写的论文《如何辑与如何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与接受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认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着如何辑与如何用的问题，它们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视野的生成与深化。在如何辑与辑什么中，存在着辑录者“偏”“漏”“瞒”的问题；在如何用与用什么中，存在着创作者（也偶含辑录者）“添”“改”“删”的问题。没有穷尽史料的精神、全面客观的态度，史料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质疑；而穷尽了相应的史料却又进行了“必要的”删改，史料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接受视野也会产生偏差。这无疑是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事实上，“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又不可能不利用已整理的相对系统的史料，不可能不在前人已开创的基础上拓展我们的视野，但如果每一个作家或作品都要我们自己从零出发，每一个材料都要在核查之后才敢放心使用，且不说工作的难度与工作强度太大，仅说史料辑录者的初始意义又在何处呢？”在此，辑录者客观真实地以原初形态呈现长篇小说初版本，不偏不倚、不带前在性观念，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长篇小说域外传播接受领域，《误读.认同.反省——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域外传播研究（1937—1952）》分析该时段内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域外传播接受的不同形态：欧美国家出于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关注需求，译介《骆驼祥子》和《八月的乡村》等长篇小说，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现象；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于相似的意识形态诉求，认同《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的社会意义与范本价值，接受与传播评价体系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但也遮蔽了其他视域生成的可能性；战后日本对中国抗战小说的译介则具有文化反省的意义，《引力》《四世同堂》等抗战小说在日本的流传是战后日本人心态逆转在文学上的投影，由竹内好等发起的“国民文学”论争又使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代表的“人民文学”进一步为日本读者所熟悉，这是日本文学界重塑“国民文学”理念、寻找精神救赎之路的必然反应。

在文学制度与文化空间研究领域，《延安文艺政策与现代长篇小说新格局的形成》探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文艺的独立属性发生转变、作家的地位发生位移的历史过程，分析解放区长篇小说创作出现的新格局主要表现为：在选题上紧密联系党所领导的现实事件，以党的既定方针政策为指针展现时代新生活，体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与现实功利性；在语言上以适应读者为目的，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为叙述语言，强化语言的功利目的；在人物描写上以阶级视野审视人物，人性的展现被框进相对固定的模式中，人物描写出现了大量类型化倾向；在结构上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组织情节，创作重心也由人性位移到阶级斗争上。

在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研究方面，学术专著《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勾勒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对《冲积期化石》《倪焕之》《蚀》《女兵自传》《子夜》《骆驼祥子》《呼兰河传》等具体文本作“解剖麻雀”式的细致分析和深入探讨，有机融合“历史”与“审美”两项艺术评判标准，凸显156种现代报刊的现场评论的史料学价值，锻造出文学经典生成的四个“金指标”：审美性、时代性、典范性、永恒性，兼具理论指导与研究方法论的双重意义。

此外，陈思广还从时代与地域的双重角度，聚焦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问题，分析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个板块的文学生态及创作成就，如《发展与深化——1930—1937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论》《“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论》）《低徊与复兴——1938—1949年国统区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等，细致梳理了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理论资源、前设结构、历史语境、审美成就、制度空间、思潮流派、期刊连载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宏阔历史视野无疑为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的顺利修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学理的支撑。

真实的历史现场

据陈思广在《编年史》的后记中说，2008年版2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甫一出版，我就陷入了深深的遗憾之中。一是随着各种大型数据库特别是专门数据库的不断出现，原来仅依靠纸本难以发掘的史料大量涌现，使得《编年》史料缺失较为严重的问题尴尬地摆在眼前；二是缺乏作品的内容介绍，仅存条目，读者不知所辑作品写了什么，价值如何；三是在框架结构上缺乏对1922—1949年间长篇小说的发展进行史论性质的梳理，史的意味淡薄；四是缺乏初版本的书影与版权页，缺少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装帧设计上一路走来的重要环节，缺少通过图文互证的方式使其成为一部信史的力证；五是没有标示作者的生卒年，这让他们有可能被捕捉到的历史完全成为空白。

有鉴于此，陈思广致力重回历史现场，上穷碧落下黄泉，尽其所能找资料，扩容升级，补苴罅漏，斟酌增益，终于完成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史论结合、线条与板块交错的崭新编年史著。

我们知道，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在文学史上保留下来的往往是那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书目。比如同属1929年现代长篇小说重要作品，苏雪林的《棘心》与叶绍钧的《倪焕之》却拥有截然不同的接受史。《棘心》出版之后，邹韬奋推赞其“以优美的文笔，真诚的情感，叙述主人公醒秋女士在国内及在法国求学时可歌可泣的遭遇，有惊心动魄的恋爱经历，有逸趣横生的友谊经历，而以慈母爱女至诚之爱为中心”，“随笔写来，处处动人心弦”。草野评说《棘心》“描写精巧，表现的微妙，在技巧上都有相当的成功”。方英（钱杏邨）在批评《棘心》主人公“终于不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性”“生活形态是仍旧惯的”同时，肯定主人公形象“刚从封建社会里解放下来，才获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封建势力仍然相当的占有着她的伤感主义的女性的姿态”的特殊历史价值。王哲甫推赞小说“描写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最为真切，而文字的秀丽与流畅，为其他作家所不及”。赵景深高度赞扬苏雪林“文辞的美妙，色泽的鲜丽，是有目共赏的，不像志摩那样的浓，也不像冰心那样的淡，她是介乎两者之间而偏于志摩的”，“她用她那画家的笔精细的描绘了自然，也精细的描绘了最纯洁的处女的心”。于此不难见出，《棘心》出版后曾经广获好评。叶绍钧《倪焕之》出版后，夏丐尊说：“《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划一时代的东西。”虽然小说后半部的人物性格、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相比前半部，更受诟病，但整部小说不失为“一时代的扛鼎之作”（第146页），“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但验之于文学接受实际，《倪焕之》因为贴合五四启蒙向革命叙事转型的时代需要，更容易为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郁的文学史家们所接受和推崇，逐渐成长为现代长篇小说经典，而《棘心》则因其个人主义的伤感色彩而被大时代抛弃，沉沦于历史的遥夜深处。陈思广的《编年史》致力发现、还原、呈现当年原汁原味的批评现场和历史语境，部分改写了既有文学史叙事的疏忽，取得了不俗的成功。

茅盾长篇小说代表作《子夜》发表以后，评论界广有推赞，但同时也存在着多向度的质疑声音。陈思广将陈思的《评茅盾（子夜〉》（《涛声》第2卷第6期，1933年2月18日）、余定义的《评〈子夜〉》（《戈壁》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10日）、禾金的《读茅盾底〈子夜〉》《中国新书月报》第3卷第2、3号合刊，1933年3月）、朱明的《读〈子夜》（《出版消息》第9期，1933年4月1日）、瞿秋白的《〈子夜〉和国货年》（《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3日）、门言的《从〈子夜〉说起》（《清华周刊》第39卷第5、6期合刊，1933年4月19日）、杨邨人的《茅盾的〈子夜》》（《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3年6月18日）一并收入《子夜》出版的编年条目之下，无疑能够更加真实地呈示小说接受的历史真相，也更能真实地呈现“经典化”生成过程的复杂性。类似的情况还见于钱钟书小说《围城》发表之后，方典（王元化）的《论香粉铺之类》、张羽的《从〈围城〉看钱钟书》不被《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收入。《萧乾研究资料》缺失关于其长篇小说《梦之谷》的相关研究文章。老舍《骆驼祥子》英译本出版后，美国新闻处总编辑华思发表《评（骆驼祥子〉英译本》，介绍这是“一个想到北平谋生的青年农民的偶有的快乐与数不清的烦恼的直朴的故事”，认为这是一部美国人了解中国普通人民的人道主义及其不可毁灭性的“最适当的著作”，其出版是“中美了解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这篇重要历史文献同样也没有收入《老舍研究资料》。陈思广的长篇小说编年史，对于上述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而留下的缺憾和偏见予以纠正、补充、恢复、还原，回归真实的历史现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