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

    保护红军伤病员

    红四方面军自长征开始后，先后两次穿越草地，南下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南下失利后又翻越党岭大雪山进入康北。在此期间，部队减员过半，并留有大量的伤病员。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北上时，部队虽在康北地区作了近5个月的休整和补充，但由于生活困苦，药品缺乏，仍有不少伤病员不能随队行动。红二、六军团进入甘孜藏区后虽未进行大的战斗，但自1935年11月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后，连续转战，无法休整，大面积流行伤寒和痢疾，加之甘孜藏区气候寒冷，生活困苦，患病人数急剧增加。在甘孜会师后，也有大批伤病员不能继续北上。面对茫茫草地的艰难困苦和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把大批的伤病员留在甘孜藏区，就地安置。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敌人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即将到来之时，义不容辞担起了这历史的重担。留在康区的红军伤病员，主要集中在甘孜、道孚、炉霍三县，总数约3000余人。在其它地区，也留有部分伤病员。

    红军对留下的伤病员，作了周密的安置工作。为此，红军还组织了后卫支队，专门负责安置伤病员等善后工作。红军北上之前，各部队都召开了动员会，向伤病员说明北上征途的艰难，留下治伤养病是革命的需要。希望他们坚持斗争，保持革命气节，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安心治伤养病，争取早日归队。在组织上，各个部队的后勤部门和卫生部门给每个留下的同志准备了休养费、粮食和药品，对一些伤势特别严重的伤员还留下了护理人员照顾。为了使留下的伤病员及护理人员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红军的领导同志亲自与各地的波巴政府领导和民族上层人士谈话，委托他们组织和选择可靠的人家负责供养和保护红军伤病员。如朱德同志亲自找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谈话，希望他继续把波巴政府的事情办好，把藏族人民团结起来，坚持革命斗争。同时请他一定要照顾好红军的伤病员，保存革命的火种。徐向前、李维海等红军领导，亲自找炉霍县益西多吉谈话，对他尽力支援红军表示赞赏和感谢，同时委托他照顾好红军的伤病员。驻道孚县和新龙县的红军领导同志，也分别与当地的波巴政府领导和藏族上层人士亲切话别，对留下的伤病员作了妥善的安置。

    甘孜藏区各县的人民群众和上层人士，在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在甘孜县，波巴政府在红军北上后，安排可靠的群众，每5户照顾和供养1名重伤员。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家中就收留了李兴元、梁广明等5名红军伤病员。他对伤病员说：“我们都是穷人，为了穷人，你们来到了这里。现在红军走了，你们放心养伤，我一定全力保护你们。”不久，赵成武为保护红军伤病员被反动派杀害。格达活佛受红军委托，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格达活佛亲自用藏医藏药对伤病员进行治疗。为了安全起见，格达活佛还给伤病员取了藏名。有一个伤员叫杨化成，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在伤愈后，格达活佛给他起名扎西罗布，并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一些红军病愈后，愿意回内地，格达活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派出亲信色波、般根2人，带上写给炉霍觉日寺和炉霍麻书头人以及道孚灵雀寺亚六甲活佛的信，要2人沿途照顾好红军，将他们安全送到道孚。色波等人将205名红军带到道孚，交由亚六甲活佛派人转送康定。甘孜寺也收留安置了一些红军伤病员。

    1972年在东谷喇嘛寺就发现了红三十二军留下的一张证明，证明全文如下：

    兹寄在喇嘛寺的伤病员共十七名。由喇嘛负责招待。除病死与好了归队外，遇有其它事情，喇嘛已承认一律负责保护。故给此条。希我红军部队切勿损害。并给予慰问。使病员安心在此养伤为盼。

    此致

    敬礼

    抗日红军长征政治部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甘孜县的群众把红军伤病员当作亲人，领回家里，细心照顾，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在斯俄安家的李绍清，是红二军团六师十六团一营战士，因身患伤寒掉队，拖坝村贫苦农民嘎玛将他背回家中精心护养，不久李绍清的病好了，但嘎玛和他的大儿子洛生龙却不幸传染上伤寒，父子双双去世。还有一些人家将红军伤病员招为女婿，共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