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昌平

       康定，古称“打箭炉”。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沿的横断山脉之间，是内地出入藏区的门户。

     “打箭炉”一名，实为藏语“达折多”的变称。当初康定这一方土地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时，途经这里的藏族同胞见这里地处三山相拥之间，两水汇流之畔，便以地型称之为“达折多”，意为二水相汇之地。不想这藏语到了汉族同胞的口中，竞成了“打煎炉”，当然这一名字还是说得过去，因为这里是进出藏区的要道，往往走到这里都要停下休息，架锅熬茶用攴，当地人称这种行旅途中的用攴为“打煎”，所以称之为“打煎炉”也还达意，于是这名字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明朝时期的公文之中，这大约是这一名字的最早记载了。

       好久这一名字成了“打箭炉”，真还划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界线，大概是满清时期吧，关键是随着这一名字的修定，还衍生出了一个诸葛亮南征、派部将郭达来到此地设炉造箭的传说，于是进一步将“打箭炉”之名坐实。雍正7年（1729年），天全地方改土归流，设州，隶雅州，雅州改府，设知府，鱼通隶之。新设“打箭炉厅”于炉城。如此“打箭炉”一名就正式成为了这方土地的官号而进入建制。这一用就是将近200年的时间，直到光绪34年（1908年），朝廷设安康道于巴塘，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府设同知，隶安康道。此时，这方土地才开始称为“康定”，而此时的康定还是设于巴塘的安康道的管辖之下。

      不论这方土地的名字在历史的进程中如何变化，也不论这方土地在什么时候属于谁的管辖，因其固有的地理位置，这方土地就一直是出入藏区的咽喉，民族迁徙的通道，藏汉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享誉世界的茶马互市的重镇。尤其是泸定铁索桥建成之后，打通了东西交往的瓶颈，康定的位置越发突显，成为了内地和藏区交易的最大市场，来自汉地的商人将内地的茶叶、丝绸、日杂、百货带到了这里，同来自藏区各地商人带来的马匹、药材、皮毛、矿石进行交易，其交易量一度进入全国的前列。据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国民政府的统计，康定曾是当时仅次于上海，武汉的第三大商埠，从康定交易出去的货物，向东达到了北京、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向西达到了拉萨、日喀则、加尔各答等地，从事商业的锅庄达到了48家之多。

      商业的兴起，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宗教和文化的交融，特别是1939年国民政府在此设立了西康省之后，康定成为了西康省的省会，这座高原小城顿时热闹非凡，各色人等南来北往，东进西出，把各自的文化都带到了这里，在这里展示，在这里交流，在这里共存。

      据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康省的统计，康定城，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盘上，就建有各种寺庙道观40多座，不仅藏传佛教五大教派寺庙都有，而且还有汉地的关公庙、龙王庙、观音阁、娘娘庙；不仅有儒教的圣喻庙，还有道家的天和殿；不仅有中国的寺庙，也有西方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可谓各方杂存，各展风彩。

      康定城的街头一时间五彩缤纷：赤膀皮袍的牧民赶着牦牛刚刚过去，青布长衫，头顶瓜皮帽的陕西商人又摇摆而来；身背背夹、手持丁字拐的是刚到康定锅庄交了茶的雅安背夫；背背木桶、从水井子打水而来的是锅庄中的娃子；高鼻黄发的是天主教真元堂的牧师；手持佛珠、身披茄萨的是藏传佛教安觉寺的喇嘛；沿街摆摊的是川北帮的小贩；出入锅庄的是西藏来的马帮；小小的一个康定城人来人往，矣肩擦背，茶楼酒肆，烟馆妓院，无所不有。

      有一天康定城中不知什么人从汉地带来了一个曲子，曲调简单，朗朗上口，而且可以即兴填词，即兴演唱。于是这一个简单的曲子就慢慢地在群众中开始流传开来。谁也没有介意这是一个什么曲子，谁也说不清这是从哪里而来，就因为这个曲子中总要唱“溜溜”两个字，有爱管事的人就为此曲定了个名，称之为“溜溜调”。“溜溜调”在康定群众的口口相传中不知不觉间留了下来，从城区唱到了四乡八邻，从汉族唱到了藏族，从私下小声唱，到田间地头大声唱。一首民间小调就在这悄无声息的岁月中发生着变异，变得好象一开始它就是康定的了，康定人唱溜溜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一件事，谁唱都不觉得奇怪，谁唱不来才让人惊奇，于是康定人张口就可以来上一段，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谈情说爱无所不唱。

       什么时候，到今天也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康定城中又一首新的“溜溜调”在传唱了，那歌词就是街头巷尾的大白话，好象康定人之间的“龙门阵”，谁都讲得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