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昌平

  龚伯勋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到康定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在康定县上工作多年，后又调州上的宣传文化单位工作。现在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

  龚老不论在州、县工作，由于其工作的性质，他是长年深入区、乡，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对康定的文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至今他都还在用他所收集到的和他研究出的成果在为康定的文化发展作贡献。

  他就曾相当肯定地说：“《康定情歌》就是康定的老百姓自己创作的民歌，要说作者，康定的各族人民就是《康定情歌》的作者。”龚老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康定情歌》之源”的文章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七百多年前,随着忽必烈的蒙古铁蹄踏上康巴大地,宋太祖赵匡胤的“玉斧画疆成诞语”，大渡河就再也不能将高原与内地分开了,木雅贡嘎大雪山周边的民族走廊也更通畅了。世代居住在木雅贡嘎西边的“卡拉甲布”(木雅王,即后来的“明正土司”)也迁到了东北角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康定。

  康定,古称“打箭炉”。它位于西蜀之西,故又称“西炉”、“炉边”。随着“卡拉甲布”(木雅王)的入住,这个三山二水环抱的美丽山谷中的边域,便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边茶贸易为主的边贸大市,在清代中叶达到鼎盛时期。“西炉”这个美丽山谷中的古边城,不仅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中心,更是四川西部的政治、军事重镇。这里,清代设有“打箭炉厅”,民国时期为西康省的省会,今天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

  “西炉”茶市的兴旺,促进了川边藏、汉、回等多民族的经济交往,也密切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加之“洋人”、“洋教”的“西浸”,多种文化的交汇碰撞,更铸就了它特有的地域文化。那首早已享誉海内外的《康定情歌》,就是多种文化在“西炉”撞击所发出的最耀眼的火花,是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代表。

  不识“西炉风”,哪知歌中味。饮过跑马溜溜山下的甘泉,方知《康定情歌》的底蕴。她既不是一般的汉族民歌,又不属普通的藏族情歌。她不仅有当地汉族和藏族民歌的韵味,还有甘肃、青海花儿的成分,甚至还融进了西洋音乐的分子。它是古边城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晶,绝不是某个“歌王”能独自“创作”出来的。

  《康定情歌》根植于多民族、多文化的深深沃土。这片土地,哺育我近30载。我的青春年华,就是泡在多彩的“西炉”文化乳汁之中的。这里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浩如烟海,曾深深地把我打动,使我禁不住拿起笔将一些篇章录在纸上。

  这些动人的康定民歌,是“西炉”各族儿女的心声,内容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式也多种多样。木雅贡嘎东北角的折多山,将康定县分为东西两部分,折西的木雅地区为藏族聚居地,折东的大渡河周边为汉、藏、回等多民族杂居地。藏族民众,无论节假日还是劳作之余,必起舞高歌,常常是弦子、歌卓(锅庄)通宵达旦,就是在牧场、田间、旅途,也无时不放歌,曲曲山歌响彻雪山草原。

  其曲式,跳弦子有“格桑拉”、“亚拉嗦”等弦子调,跳歌卓有各种快慢板的歌卓调;鱼通地区的藏族同胞更有唱不完的“酒曲子”;木雅地区的藏族姑娘们游戏,打“箍箍卦”,也是歌儿不离口，汉族人唱得最多的是“四句歌”(也叫“山歌”),无论是白天在地里劳作,还是秋夜在堂屋里挑灯围坐撕玉米,都有歌声相伴,嫁女娶媳妇更是歌不可少。总之,有聚就有歌。

  新中国成立后会多,常常是会前会后歌不歇。20世纪50年代,县上、区上召开“四干会”、“三干会”和别的什么“代表会”,来自各区、各乡的代表们,拉歌、对歌、赛歌便是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往往是你起我对,定要对个输赢,唱个通宵难尽兴。汉族民歌也是调式多多,常听到的有“溜溜调”、“啷啷调”、“亚溜子”、“哟伊哟”等等,甚至还有源于内地“唱本”的“十二杯酒”、“十八相送”之类,可以说南北各派都有。那首著名的《康定情歌》,就是由流行在雅拉沟一带的既有汉族山歌,又带点西北花儿味道的“溜溜调”演化而来的。

  这雅拉沟,是古人“西出炉关”的另一要道,可以说是康定这地方一个典型的移民之乡,在这里落脚生根的,既有来自川北的“金夫子”,也有乾隆“打金川”和红军长征等不同时期从崇化、绥靖(也就是今天阿坝州的金川和小金地方)那边过来的“西路娃”,他们当中有汉人,有藏人,还有回民,各方移民带来的来自家乡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这里独特的乡土文化,其代表就是那各式各调的“雅拉山歌”。那首源于雅拉山歌“溜溜调”的《康定情歌》,经诸多音乐家、歌唱家和文化人的加工提炼,辛勤培育,终于飞出深山,飞出国门,唱响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