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伯勋

打箭炉（康定），夹在三山二水中的一座只有六里三分地的小小山城。1934年11月之前（也就是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之前）仅有城民1860户，15700余人。

甭看它小，历史上可是大大有名，故事不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曾与上海、武汉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商埠。

何以如此？因为这里是出入川藏的咽喉，重要的边贸中心。远销至尼泊尔等地的“边茶”，都要在这里转口，清乾隆年间曾达千万斤以上。关外的金砂、虫草和贝母等土特产都要在这里集散。显然他是中国西南方向的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各种物资的集散中心。一度丝绸、茶叶和各种土特产品堆满街市。

记得五十年代早期，有的商人在锅庄住房的木板墙上挖有不大的方孔，买主从小孔中先丢进三五十个大洋，就可伸手进去在一个小盘子中摸个“瓦斯针”“罗马”“海上霸王”之类的手表，摸到什么全凭运气；甚至在这里还可选购来自印度加尔各达的呢子、藏片、疙瘩绸等。

1959年后，我们一家便住进了当年藏商们住过的房屋中，直至改建。每当推开纸糊的小花格大窗，“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就会映入眼帘。

在不同的时代，小城生出不同的故事。“儿话”、“禅说”、调侃，信口开河，毫无遮拦，那些故事世俗味都很浓。

炉城有些人的思想十分保守、封闭，对一些“新事物”总是看不惯，譬如那位姓张的女同志，追求时尚，炀个“暴花头”，穿条喇叭裤，浑身蓝色，虽非浓妆艳抹、分外妖娆，也还算打扮得体，就说人家是“妖精”。

至于那“假洋猴”，其实就是个流落炉城街头、在离中桥不远的地方做点配钥匙换锁之类小买卖的尼泊尔人。炉城人以往戏称西洋人为“洋猴”，因这个尼泊尔人不是西洋人，便戏称他为“假洋猴”。

在六七十年代，有些炉城人对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心中也很不了然，于是又有了一些“说法”。什么“八年修了个停电站”之类，就时不时在街头听到。为何对停电那么不满？因为康定人本已告别了烟薰火燎的日子，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电炉，为解决炉城人的用电问题，政府花不少的钱在顺东关而下的炉河上的龙洞沟地方修了个水电站，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电站总是不争气，输到城里的电，人家户的电灯只见到一点红丝，还没有火柴亮，而且还时不时的停，更不用说烧红电炉了。于是“八年修了个停电站”便在炉城人的口中愤愤而出。

东大街新华书店下边一点，有家茶馆，一些闲来无事的炉城人，爱到这里泡杯花茶听评书艺人兰文品“说书”。一会，只听惊堂木一响，什么武松打虎、“杨家将”和“说岳全传”之类的老“龙门阵”就从高坐在上端桌子上的“兰老师”嘴里脱口而出。他不光说老故事，也讲诸如当年修筑康藏公路时，那些战斗在悬崖峭壁的工人们的感人事迹和一些国家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务的新故事，所以一些年青人就戏说：走，我们快去听“兰部长”作报告！

炉城周边的山坡上，生长一种野生灌木，结的坚果有类似花生仁的口感，俗称“坐打嘎”。小伙伴中的“大嘴三哥”，算是当年的街头“名人”，每当这种野果子成熟的时候，他总要在公主桥头，摘下帽子，买上垒尖尖一帽碗儿，高高举起，沿街请人随便品尝，尽显炉城人的“豪气”与大方。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都等不少城市都惨遭日本鬼子狂轰难炸，康定地处偏远的大山，相对安全，加之又是当时刘文辉主政的西康省的省会，一些文人雅士、社会名流便来到这里。不仅张大千、吴作人、孙明经、庄学本等在这里留下足迹和作品，连于佑任先生也在二道桥留下“与点楼”这样的墨宝。相传，越南领袖阮爱国（胡志明）也是经这里回国的。还有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英国著名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法国诗人谢阁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约瑟夫·洛克以及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和藏学家大卫·尼尔等都曾在小城落过脚。

城南两座喇嘛寺内的喇嘛们在“跳神”，城北关帝庙的舞台上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在挥舞长袖；草坝头藏族姑娘们在“打箍箍卦”，街巷中女娃子些在跳皮筋舞，各自做自个的游戏。各民族的多种文化在这小城交融碰撞，碰发出几多亮丽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