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童年里，我家住在一栋带天井的大厅屋的一角，同住这青砖黑瓦的老宅院还有四户。那时，我很惊奇于天井边厢房那些木格窗，雕刻着许许多多人物、山水、亭台、花鸟、树枝、云纹的图案，古香古色，有的还残留着斑驳的金粉，看起来无不生动，就像真的一样。而在屋外的青石板巷子里，我们抬头就能看见檐口下那曲板上彩绘的鱼龙，披一身鳞片，鱼尾，眼光凶狠，咧嘴利牙，长须弯曲，脚踏祥云，又像鱼，又像龙，看久了令人害怕。这些百年老宅上的木件实在太精美了，也让我从小就对木匠充满了敬意。

村中人家邀请木匠来做木工活，虽说并无明确的日期限制，四季皆有，但总体而言，在漫长的冬季尤多。这时候，农家有了空闲，本身亦是农民身份的木匠也有了空闲。木工活的多寡，因家庭而异。多数人家，不过是整修一下一年来使用得破旧了的木器，比如水桶、潲桶、淤桶、碗盆、罩盆诸物；也有的人家添置一两件新的木器，比如几条长凳，一张桌子。活计最多的，自然是那些有女儿将要出嫁的人家，按照乡俗，男方来了礼金，女方再贴补若干，买了新木料，请了木匠制作高衣柜、板箱、挑箱、木盆、提桶等新婚小家庭所需的全套木器，日后再请来漆匠油漆得红红亮亮，就是喜庆吉祥的崭新嫁妆。如此，木匠在每户农家所做的工日长短也不尽相同，短的两三天，长的十天半月，一日三餐，享受茶酒的招待，堪比嘉宾。

做木工活，自然是在厅屋里。典型的湘南民居，通常是多进深，三开间，中央为宽敞的厅堂，俗称厅屋。小时候我家住的那个大厅屋，冬天就常有村里的木匠来做木器，有时是别人家做，有时是我们家做。木匠的工具很多，最大的是一对木马和一块长而厚的方木板，它们共同组成结实的木工凳，是木匠的工作平台，在厅屋正中一摆，就占了很大的地方。木工箱里，各种圆的、扁的、窄的、宽的凿子，应有尽有，刃口白亮锋利；墨斗、规尺、刨子、锤子、锯子、斧头、车钻、磨刀石……无不齐全。做木工的那几天，厅屋里堆放着木料和器械，显得很拥挤，又常有邻里的大人孩子来围观，或闲聊，或称赞，或谈笑，加上不时的刨木声、凿孔声、拉锯声、斧砍声、敲击声……也愈发热闹。木匠做起活来，从从容容，井井有条，白亮的刨木花，松散的锯木灰，落满一地，散发着清新的木质香味。在木匠的锯斧刨凿之下，一筒筒新原木成了枋，成了板，卯榫有致，最终变戏法般地组合成种种日常的桶盆柜箱，我常看得目瞪口呆，觉得十分有趣。

木匠做活，若活计多，通常会带着徒弟打下手。那时，村里手艺好的木匠师傅有两个人，一是我家隔壁的孝健，主攻家具；另一个是孝端，主攻棺材和大件农具，他们都带了本村的几个徒弟。我是多年之后才确切了解到，孝健的手艺师从我伯父仕成，我家那个做工最精细漂亮的高脚红花碗欃，原是我大伯的作品，村前山坳间保持最完好的攀家坳凉亭，还是我大伯主持修建的。只是我很小的时候，大伯就去世了。据村里老人说，我大伯曾是周边乡村有名的木匠。为此，有许多年，我曾不无遗憾地想，为什么我的父亲，还有我大伯的两个儿子井录和三节，就没有传承他的这门好手艺呢？

其实，学艺除了苦功，也需要兴趣和天分。就像孝健和孝端，他们也曾带着各自的儿子做木工，传授不可谓不悉心，要求也不可谓不严格。可多年过去，两人的儿子依然都是个半桶水，只能做打下手的角色，完全脱不了师。我那木匠舅舅方成也是如此，他一直想把手艺传给我的表弟建平，同样半途而废。看来，匠人之家，也是很难再出匠人的。如此想来，我也就释然于我的父亲和我的堂兄不是木匠了。

况且，自分田到户以来，随着工业制品在乡村的日趋普及，昔日许多盆盆桶桶的木器已被塑料品取代。而以沙发为代表的新式家具，因工厂化生产，规模大，样式新颖，价格也多样化，逐渐走进了寻常乡村人家，更让乡村木匠的处境每况愈下。作为木匠师傅，孝健很快失去了村里人家的邀请，他的门徒也另谋了生计。孝端比孝健略好一点，偶尔被人邀去做个棺木。我的舅舅有一段时间被人雇着，在离家不远的圩场上搭建的简易大棚里做批量的木门窗，那是乡人建房一度所需购买的。可是这样的好景也不长，待铝合金门窗盛行于乡村装修时尚的新建房屋时，他也瘸着腿，一拐一拐回家去了，挑着他那套过时了的木工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