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蜜蜂在花丛中起落，吸取了花蜜，也无意间传递着花粉；劲风吹起了蒲公英的小羽伞，吹散了那花朵上原有的安定与团聚，却也将生命的种子播撒到了远近的大地……自然界生命的繁衍，许多时候都出于那些并不起眼的媒介的偶然推动，从而造就了生生不息的美好世界。人间的姻缘也是如此，总有一种媒介，一种偶然，将两颗心牵引到了一起，组成家庭，生儿育女。

数十年前的故乡，媒人还是说合一桩亲事的主要方式，甚至乡谚里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在乡人的朴素观念里，做媒是一种善行，一种热心。而乡间又不乏热心肠的人，年老的长者，亲戚，邻居，熟人，他们经常在某个偶然的时间和场合，就扮演了媒人的角色。因此，乡村多媒人，却也说不上谁是以此为业，只不过有的人乐此不疲，说合成功的多一些罢了。

在我们村庄，曾有两位老媒人颇有名声，一是有缘老太，另一个是熏保老汉。他们能讲会道，爱串门，爱打笑谈，又有耐心，平时处处留心，遇着有合适的后生和姑娘，就会去撮合，去说道，再三再四，不厌其烦。说成了，在男女双方定亲的日子，媒人自然成了座上宾。小夫妻结婚的大喜之日，也必定会备办了红包、猪肉、红蛋、新鞋垫之类的礼品酬谢媒人。此时的媒人，满脸荣光，受人尊敬，又倍觉有成就感。

常言道：“夫妻上了床，媒人扔出墙。”此话虽略带揶揄，却也是人之常情。一对夫妻过日子，若感情恩爱，过得顺心快意，加上又忙于耕种生产，忙于养育子女，不可能事事时时都惦记着媒人。做媒的人，其实也不会太介意。只是，有时媒人也会遇上烦心事，这主要体现在少数夫妻争吵之时，双方都怪怨媒人，甚至骂媒人瞎了眼，没给自己找到一个称心人。媒人两头挨骂受气，落得个好心没好报。熏保老汉就曾多次气得对找上门数落他的人大声嚷嚷：“你们不要来找我！你们好得流油的时候也不记得我，现在吵闹打架也不要来向我报告！” 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纵然这样，乡间做媒的热心人，还是多得很。在我们村，我母亲也做成了几对。母亲做成的第一对夫妻，男方明星是我本房族的堂兄，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女方冬娥是我外婆家邻居的女儿，按辈分叫我母亲姑姑。第二对，男方是我家隔壁邻居孝健，女方全彩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亲堂姐。应该说，母亲做媒看人准，又负责，两边都是亲戚和邻居，来不得半点马虎。事实上，经她说合的这两对夫妻，长相与人品都好，又有手艺，明星是村里的豆腐匠，孝健是村里的木匠，几十年来他们两家都恩爱美满，勤劳善良。

母亲前两次做媒，我还没有出生。等她做第三对的时候，我差不多快上学了。那时，与我们家同在一个生产队的青年小伙子贱仁，正跟着孝健当学徒做木工。我母亲觉得贱仁诚实懂礼，人也标致爱学，就跟他做媒，介绍的女方是我们村前江对面小村油市塘的贱枚。贱枚的母亲运女，与我的母亲运莲，原是同村同辈，又都早年丧母，是童年时期就一直同病相怜的玩伴和苦命姐妹，我从小就称呼她大娘。贱枚几兄妹也向来叫我母亲满娘。我们两家几十年来是以亲戚往来，多有走动。在我母亲的说合下，这对般配的新人很快就成功了。记得他们结婚之日，我也是那热闹喜庆的送亲队伍中的一员。到了晚间，我还与村里的大人孩子一道，蜂拥着挤进摆了红木箱、铺了新被褥的洞房，向坐在床上羞涩幸福的小两口要喜糖，要荸荠，要红枣，要红花生，屋里屋外都是闹洞房的人，满屋子的欢笑，喜气洋洋。

随着改革开放，自由恋爱的风气，也在乡村渐渐盛行开来。故乡青年男女间的恋爱，更大胆，更主动，冲破了许多往日的藩篱与禁忌，传统意义上的媒妁之言，越来越少了。尤其是进城打工热潮的兴起，村中大多数青年男女走出了祖辈父辈一辈子困守的山乡，走进城镇，视野更加辽阔，接触面越来越广，牵线搭桥谈情说爱的方式丰富而多元，远嫁的，远娶的，成了这个人员大流动的新时代的寻常之事。

我的三个姐姐中，大姐荷花嫁得最近，就在我们村对面的油市塘；二姐贱花次之，也不出本乡，她们两个都是依了媒妁之言而成家的。只有我的三姐春花，远离了本乡，所嫁之人，是我的高中好友运星，而我竟然不经意间充当了他们相识相爱的媒介，这是我们谁也不曾料想到的。而我的妻子，也是在我年轻时的一次偶然郊游中，因为朋友的一句笑谈而相识相爱的。

婚姻就是这么奇怪，总有一种缘分，一种不期而至的媒介，将两颗心两个人牵引到一起，共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