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当他看到安放于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讲起了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过程中，错将墨汁当红糖水吃下的故事，并由此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作为首个中文全译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当时的共产主义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他紧握着陈望道的手笑着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谁能翻译《共产党宣言》

“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初，陈望道收到老乡邵力子的来信。邵力子时任上海《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信中称《星期评论》周刊约请陈望道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等刊登过《共产党宣言》部分选摘，李大钊、张闻天等人都曾在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但一直没有一本完整的中文全译本。

《星期评论》周刊主编认为，能翻译《共产党宣言》，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了解；二是至少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要有较高的中文素养。

邵力子推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曾在日本留学四年，其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逐渐认识到救国不仅要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陈望道不仅精通日语，英语水平也很高，他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中文功底自不必说。

陈望道欣然接受了邀约。当时，他刚回国不久，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其中，倡导思想解放，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学校的改革举措引起当局打压，陈望道卷入当时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

“一师风潮”的洗礼，成为陈望道思想转变的契机。他意识到对于新旧需要有所辨别，“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此时他接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既是历史的契机，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记者询问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为何会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回答：“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

柴屋里品尝“信仰的甜味”

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

带着日译本《共产党宣言》，以及通过陈独秀向李大钊借来的英文版，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这里位于义乌西北部的大峰山脚下，适合静下心来翻译。

在离家五六十米外的一间柴屋里，陈望道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除了短暂的睡眠，他一直埋首纸堆，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入柴屋。一天，母亲特地包了糯米粽子送去，外加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过了一会，母亲问他红糖是否足够，陈望道回应道：“够甜，够甜了。”等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发现他满脸都是墨水，全然不知自己蘸了墨汁吃粽子。

“手沾墨水口来尝，信仰味道终觉甜。”这段故事被传为佳话。墨汁的甜是真理的甜，代表着早期共产党人对于事业和信仰全然忘我的状态。

《共产党宣言》理论深邃，恩格斯也曾表示，“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第一次中文全本翻译，资料匮乏，陈望道分外认真严谨，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对照着英文版，他还纠正了一些日译本的翻译错误。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等，都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最终，他“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全文译了出来”。

全书使用白话文翻译，保证老百姓能看懂的同时，也随处可见不失文采的句子，体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

1920年5月，陈望道带着翻译好的译文来到上海，《星期评论》却已被勒令停刊，无法按计划刊载《共产党宣言》。经历几番波折，最终在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支持下，《共产党宣言》由共产国际资助经费印制。

1920年8月，在上海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的“又新”小型印刷所里，《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开始印制，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全译本的正式出版。

这是一本比32开还小的册子，封面印着马克思半身像，写着“陈望道译”，定价大洋一角。不过，由于印刷排版失误，错将书名印作《共党产宣言》。虽然刊印并不完美，但成为日后辨别初版的重要特征。目前，国内保存着10余本珍贵的首印本。

首印的1000册全部赠予了进步人士，9月立即加印了第二版，此后20年一再重印。有学者统计，到1926年，《共产党宣言》已印刷第17版，累计数十万册。当时的北伐军队中人手一份，风靡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

因为总有人来函询问何处售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沈玄庐出面，在《民国日报》刊登《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告知“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可购。

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三本书

排第一的就是《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出版的同时，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望道成为首批8位成员之一。之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纷纷建立起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分别寄去《共产党宣言》。不少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都是通过这版译本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培养革命干部的外国语学社成立，陈望道受邀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当时的学员有22岁的刘少奇、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农和17岁的萧劲光等等。刘少奇后来回忆，“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1936年7月，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第一的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向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再次提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0多年后，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他紧握着陈望道的手笑着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此后，《共产党宣言》有过十余种中译本，在《共产党宣言》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中，陈望道译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早期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驱性的引领作用。

陈望道后来谈及翻译初衷时说，“‘五四运动’的时候，大家关心我们国家的命运，许多人都在寻求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我把它翻译过来供大家研究。”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适逢其时，马克思主义随之在中国落地生根，对大批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陈望道从此未改变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