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俊

今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69周年暨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一唱雄鸡天下白，”雪山草地拔开乌云见太阳；“红旗卷起农奴戟，”西陲儿女砸碎锁链迎新生。巨大的变化，艰苦的历程，显示了一百多万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团结奋斗，自强不息，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建设社会主义新甘孜所贡献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大政方针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反动、黑暗、野蛮的、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走上了民主、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解放了社会主产力，尤其是解放了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康巴”人民从此告别了不堪回首的昨天，迎来了万紫千红的今天，展望着美好幸福的明天。

上世纪的1956—1959年这4年为民主改革时期。经过前几年的工作，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突出出来。各族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民族和宗教上层中也有不少开明人士主张进行民主改革。1955年州人民政府就收到上层人士中要求或赞成改革的书信57件。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和群众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州实行民主改革。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政策规定，多次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协商，并在州人代会上举手表决通过。改革的范围仅在农区分期分批进行。对喇嘛寺采取“暂时不动”的政策。对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当民主改革在丹巴县农区和康定县的鱼通、孔玉两个农区试点，其他各县还在学习、协商和训练积极分子阶段，就被农奴主阶级和奴隶主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扰乱。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器，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分子的策动下，于1956年初，相继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他们到处围困县城和区乡，破坏道路桥梁，袭击军政人员，残杀各族干部和积极分子及其家属，奸淫烧杀抢掠。在叛乱分子劫掠下，不少村寨变成废墟，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这样严峻的局势，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平息武装叛乱，保卫改革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7月对甘孜州的平叛、民改作了重要指示，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下得对的”“战争是解放战争”，这就给了各族干部和群众以勇气和信心，为平叛、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时东路、北路各县农区加紧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务，但不巩固。南路各县积极作改革的准备。1957年3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指示甘孜州必须“坚决改、彻底改”“要真改、不能假改，要会打，打得越彻底越好”。按照这个指示要求，东北路各县已改革的农区，开展复查补课，有力地打击叛乱分子和少数农奴主反攻倒算。南路各县边平叛、边改革，并抓紧修通东巴公路。改革和平叛进行到1958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是喇嘛寺和牧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一些喇嘛寺在“暂时不动”期间，成了雄踞一方的农奴主，成了窝藏叛乱分子及其武器的地方，成了当地聚众叛乱的指挥部。牧区剥削阶级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早已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并与农区叛乱分子相勾结破坏农区的改革，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人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顺应人民的要求，于1958年冬至1959年底开展以废除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为中心的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斗争。在斗争中相当谨慎地处理了宗教问题，把废除寺庙特权与保护寺庙区别开来，把极少数寺庙反动上层分子与广大宗教人员区别开来。与此同时，石渠、色达和其他牧业地区也相继完成了民主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改革，在全州胜利完成。废除了反动、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没收、征收了农奴主阶级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32万亩，占70% (4.5万余户)的无地缺地农民每人平均有土地4亩左右。没收、征收、赎买牧主阶级牲畜21.5万余头，占60%的贫苦牧民每户平均分科牲畜12头。80%的农牧户从高利贷的盘剥下解脱出来。5600名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解放。经过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牧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建设事业都有了发展。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得到了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于1959年相继完成对农牧业、城镇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甘孜州从此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民主改革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集中体现在“六个根本变化”上：

一，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神州大地换了人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统治的旧政权，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所替代，标志着在我国已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国统一政权。1950年“康巴”获得解放，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恢复和发展生产。但是，封建农奴制度没有废除，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实际上还基本掌握在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手中，一切工作都是在不触动封建农奴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广大人民还没有摆脱被统治、受奴役的地位。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推毁了反动、黑暗、野蛮的、政教合一的贵族僧侣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各族人民才有了在统一祖国大家庭内，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由自已当家作主并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

在血与火的阶级大搏斗中，农牧民中的许多先进分子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民改结束后的1960年，全州党员人数由1955年的2143人增加到9088人，其中少数民族党员由1955年的386人增加到3659人；农牧区基层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全州党支部达638个，较1955年的146个增加了4倍。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农村基层政权普遍建立。1963年，全州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普选，县、区、乡人民委员会中贫苦农牧民代表占了70%以上。经过民主改革，全州民族干部由1955年的2394人增至1960年的5637人，占当年全州干部总数的30%，增加的近3000名干部主要是民改平叛斗争中涌现出的农牧民积极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大批民族干部的成长，巩固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正如藏族民歌《红旗飘扬雪山上》中所唱的：“共产党把大印交给我们，为的是翻身农奴把家当。”

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包括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条件和形式。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被谁掌握、为谁服务，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民主改革前，占全州总人口95%左右的农牧民，只占有耕地总面积30%的土地；封建农奴主仍然向劳动人民摊派多如牛毛的捐税差役，广大劳动人民依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同时，生产关系又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对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因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都处于被统治、被束缚的地位。通过民主改革，将农奴主所有制改变成了农牧民所有制。与此相应，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主改革前，土司、头人寺庙上层，是最高统治者，农奴主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压迫剥削广大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而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是被统治阶级，农奴人身依附于农奴主。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所有制，废除了高利贷，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解放和安置了农奴。所有的农奴主，都和农奴分得同样的一份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对拥护和赞成民主改革的僧俗上层人士，还在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上给予了妥善安排和适当照顾。从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农奴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被打倒，丧失了原有的统治地位,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农奴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已成为社会的主人，不仅不再受农奴主阶级的压迫与统治，而且上升为统治阶级。

四，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关系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和同一民族内部的联系和交往、以及差异和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民族都是由一些不同的阶级组成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什么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整体，它至少都分裂为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级，即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没有阶级区分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的。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民族的压迫剥削的基础，是出现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隔阂和纷争的根源。因此，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以阶级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这就是说，要铲除民族压迫，要消除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隔阂和纷争，首先就必须铲除产生民族问题的社会基础，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剥削制度。解放前，由于国内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挑拨，特别是由于封建农奴制的存在和封建农奴主的统治，藏汉民族之间、藏族同其他民族之间及藏族内部都长期地存在过隔阂和纷争。械斗、抢劫、偷盗、暗害等，遍及全州，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解放后，原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宣布废除“乌拉”制度和苛捐杂税。根据“团结上层为主，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以团结治安、团结生产、团结建设为中心，谨慎地开展各项工作，从而初步疏通了民族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尚未改革，不可能从根木上得到解决。在民主改革中，汉族同志与少数民族同志生死与共，亲如兄弟，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许多汉族同志为帮助兄弟民族翻身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少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汉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共同谱写了民族团结的新篇章。

经过民主改革，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和隔阂的社众基础和根源，开创了实现民族团结、平等的前提条件，使得民族隔阂得以逐步消除，民族团结日益加强。

五、群众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奴制度的双重压迫和刺削，广大农奴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许多人因为不堪农奴主的残酷压榨，被迫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广大农奴用自己的歌声倾诉道：“雀儿山再高也有顶，金沙江再长也有源，唯有藏族人民的痛苦啊，说不完!”1950年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经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恢复和发展生产，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由于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没有废除，贫困痛苦的根源没有消除。因而，群众生活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通过民主改革，占全州总农户70%的45000余户无地缺地农民，每人平均有了土地4亩左右；占总牧户60%的贫苦牧民，每户平均分得了牲畜12头。废除了世世代代还不清的高利贷，80%左右的农牧民从高利贷的盘剥下解脱了出来。5600余名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也获得了解放和安置，重新建立了家园。彻底推毁了农奴主阶级残酷统治人民的监狱、法庭和武装，完全废除了农奴主阶级原来拥有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和极其繁重的乌拉差役。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解决了贫穷困苦的问题，群众生活日益得到改裤，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

六，藏传佛教发生了根本变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和历史现象。藏传佛教在民主改革前是政教合一体制，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特权，实行政教分离，藏传佛教回归本位，逐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作者杨文俊，现年84岁，退休前任州委党校高级讲师，甘孜州民主改革期间曾在雅江县委组织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