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才

我是山西省怀仁县新家园乡赵麻寨村人，20岁时响应组织的号召南下到甘孜州。从此，我在辽阔的甘孜大地上工作和生活了40多个春秋，先后在雅江、得荣、稻城、道孚县度过了近15000个日日夜夜。

我南下前在共青团怀仁县委工作。根据组织上的决定，1949年11月，我和一批干部随军南下。

我们当时用的是部队番号，所以穿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出远门等一趟车经常要等个把月。所以，从临汾市到潼关的300余公里路我们只有步行，然后坐火车辗转西安、宝鸡，又从宝鸡步行十多天才到成都。

我们在成都过了元旦后，就向西康省省会雅安进军。到雅安后，组织上安排我们学习、下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征粮等工作。大概一个月后，西康省保安师发生叛乱。我被任命为军官教导队排长，对叛乱军官进行政策宣传教育。4月份分配工作，包括我被分配到雅江县的有四五人。我们到康定后，由于雅江还没有解放，我们在康定、泸定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0年11月，我们正式出关去雅江县，因没有公路，只好骑马去。我们都不会骑马，在翻山越岭的途中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当我看到路边上有一个写着雅江的牌子时已经走了5天。过了立牌子的地方，我逢人就问雅江县城在哪里？当别人告诉我雅江县城已经到了时，我感到无比惊讶，当时雅江的荒凉和遥远出乎我的想象，也勾起了我的阵阵乡愁。

1952年，我到雅江县祝桑区驻点工作组工作。祝桑区辖八依绒、米龙、祝桑三个乡。那时的祝桑区，说它与世隔绝一点不为过，特别是语言。我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交流时只有像聋哑人之间相互交流一样比手势。好在组织上先后安排马腾骧、杨育才等人给我当翻译。

那时州、县都号召藏汉干部相互学习对方语言。我们区藏汉干部学习语言氛围十分浓厚。规定藏族同志跟汉族同志相互交流时藏族同志必须用汉语，汉族同志必须要说藏语。刚开始时，我浓厚的“山西味儿”的藏话与藏族同志本地味十足、张冠李戴的汉话时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随着大家学习一点一滴的进步，笑声渐渐少了，用对方语言交流的能力越来越强了。我在1953年任祝桑区工作队队长时就基本能用藏语跟群众交流了。我们每天走村串户、发放农具、宣传民族政策，和群众打成一片。刚翻身得解放的群众沐浴在幸福的阳光里，非常乐意和我们拉家常。我们不久就完全掌握了三乡七八百户群众的基本情况。

1955年，民主改革迈开了坚实的步伐。我时任祝桑区工委书记、工作队长。由于我们平时工作做得细致，祝桑区在民改期间没有发生叛乱。

当时，群众中私藏枪支现象非常严重，收缴枪支要等州上召开会议统一部署才能展开。不久，州委在新都桥召开会议，县委书记范洪智参加了会议。范书记对我说：“老李，这次州上开会让我们开展收枪工作，你就放开手脚去干吧。”接到通知后，我们立即开展收枪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三个乡收枪任务。

收枪工作虽然完成了，但有个别人还是不愿意将枪交出来。当时，祝桑区有3个土司，最大的叫尼玛勒布。在收枪之前，我向他说过要借他的枪。他跟我说他家里有两支步枪、一支手枪。没过几天，我就安排他去康定参加学习、协商民改工作相关事宜。我们到他家收枪时只有他儿子在家，他儿子只交了两支长枪，还赌咒发誓地说：他家只有这两支枪。我没有让工作组的同志跟他过多争论，打算等他父亲回来再做工作。过了几天，他父亲尼玛勒布回来了，我立即上门去找他。尼玛勒布狠狠地批评了他的儿子并将手枪交了出来。

后来，我任雅江县委委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1965年调离雅江县。

转瞬间，离开雅江近50年了。如今，年过八旬的我在家颐养天年，但每次回顾这段历程，真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之感。觉得自己始终没有辜负“南下干部”这顶神圣光环所赋予的使命，在不同的岗位上也曾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关爱，感谢甘孜州老百姓的养育之恩。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我将继续迈着“南下”的光荣步伐，一直向前。

（作者系道孚县政协原主席，1985年10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