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甘孜与藏族群众开展联欢活动。 马建华 摄

   ■王佐

   红四方面军在雅州战役受挫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回到了陕北，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决议精神，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提供了依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瓦窑堡会议后，红四方面军逐渐将民族工作置于瓦窑堡会议《决议》的指导之下，提出：“一切为自己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坚决反对卖国官员、军阀国民党统治及坚决反日、 反英、反帝国主义的分子，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都可以联合奋斗”。在具体政策上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如“一切革命的小头人、小喇嘛 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革命的大头人、大喇嘛以被选举权” ；“改变对大头人及大喇嘛的策略，在革命区内的大头人、大喇嘛的财产不没收，并允许他们与百姓平等分土地，以联合他们”等等。

   在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红军进入甘孜藏区后，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把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任务，其特点是将民族工作与统战工作纳入了同一工作范畴，基本放弃了在民族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政策，规定凡“赞助波巴独立和遵守政府一切法令的土司，土地不没收”。“喇嘛寺的庙地不没收，可以出租给波巴人民耕种”。对属于民族上层而红军又急需的物资，也由过去的征收改为借贷和收购。

   在此基础上，红军广泛的开展了民族统战，尤其是对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寿灵寺管家益西多吉写信给甘孜、新龙及炉霍的其他寺庙，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保护宗教等政策，为红军以后顺利进军甘孜、新龙做出了贡献；红军与德格土司的《互不侵犯协定》，为红四方面军在康北休整及以后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德格土司辖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格达活佛积极支援红军，动员群众卖粮给红军，亲自到亚龙寺、更龙寺，说服两个寺庙出钱出粮支援红军，成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朋友；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互助条约》，其实质上是甘孜县政教势力与红军达成的政治协议，标志着康北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进入甘孜藏区后，也十分注意做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几乎每到一地，红军领导都亲自出面做统战工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先后亲赴中甸归化寺、得荣龙绒寺、巴塘仁波寺、白玉的白玉寺、呷拖寺拜访宗教上层人士，宣传政策，赠送礼品。六军团的肖克和王震，也先后拜访了乡城的桑批寺，并赠送了锦幛和礼物，取得了这些寺庙与红军的合作和支持。

   1936年5月，在红军的帮助下，甘孜藏区人民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各级波巴政府，许多拥护红军和赞成民族解放的民族上层人士都积极参加波巴政府的工作。

   从以上红军的政策和实践可以看出，红军进入甘孜藏区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新策略，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把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作为工作的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展广泛的民族工作，建立了包括大土司、大头人和大喇嘛在内的统一战线，从而为红军在甘孜藏区休整、补充和会师北上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所起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波巴政府的成立，是党早期民族自治主张的探索和实践，是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成果。各级波巴政府在其存续期间，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藏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但是，由于党早期民族政策受到苏联影响，没有深入联系中国少数民族实际，波巴政府仅仅是对 “联邦制”这种被苏联历史实践证明错误的不成熟体制的机械实践，绝不能把“联邦制”这种国家体制问题与民族宗教政策这类国家政策、措施简单予以混淆。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在统一国家内共同发展和繁荣，“联邦制”甚至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违反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波巴人民共和国政纲没有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甘孜藏区是中国领土不可侵害的一部分，有其重大历史失误和历史局限性。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各少数民族具体利益的统一，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