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州藏族织绣技艺历史悠久，若要追根溯源，首先要说到的应该是纺织技艺的传承。1984年，丹巴县中路罕额依遗址，在遗址第一期发掘过程中出土了骨质的“纺轮”，同时还有数量较多的骨针。经碳十四测定，该遗址第一期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500年之间。早在新石器时代，嘉绒地区的纺织技艺已经显现。唐代，中国汉地挑花刺绣传入今天的四川嘉绒地区；元明清时期，与内地的频繁交往，又促进了该地区织绣工艺的发展。这些古老的遗存，如今被静静地存放在州博物馆展厅里，如同静卧在历史黑暗的星河里的星光，闪烁着异常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处于民族大走廊地带之上的鱼通地区，也流传着一支小小的刺绣系列。这个同样位于大渡河沿岸，却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另一族群，被称之为“鱼通人”。时至今日，这两个被同一条河流滋养的族群之间，到底暗含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源远流长？我们无法说清。历史，不着痕迹，渗透至今的强大力量。鱼通刺绣，也在等待着被人挖掘。

    初夏的六月，田间地头萌发着勃勃生机。鱼通村里的女人们远比男人们熟悉这方土地。过完春节，男人们外出打工，家交由给妇女们看管。除了看家护院、带孩子之外，地里的一切活路也由女人们打理。妇女们已经成为家里最重要的劳动力，劳作——是润滑的齿轮，支撑着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在经年累月的家庭生活劳动中，这些女人们被磨砺得内心坚韧，外表粗砺。

    那是一双双粗糙的手，看起来似乎与“绣花”这样的细致女红无关。然而，女人们仍旧针线不离身，田间地头的农闲间，邻里乡亲聊天的说话间，手上的活路是没有停下的。山乡里的妇人们，围在一起说笑一团，比起古诗里深闺中的“绣女们”，轻蹙眉头，情丝绵绵，又另有一番风味。

    在鱼通，刺绣以花朵为主。会绣花的女人，被称为“花匠”。“小花匠”们从十多岁就开始接触刺绣，通过年长者口传身授，自学的方式成为一代绣女。稚嫩的双手，再经过时间的洗礼，刺绣的技巧早已烂熟于心，在心的指引下，穿针引线，针尖如麦芒，各色陪底线来回，穿梭于布料的经纬之间。买回青布，从下手的第一针开始，整幅图的构架便了然于心，各式花朵图案成竹在胸，线条在暗自游走，勾勒越来越清晰。每一次的飞针走线，是妇人手上的一针针，一线线，都在为作品最后的完美收关，锦上添花，做着必不可少的铺垫。

   平常，鱼通女性身着青布长衫，头顶同色系列的帕子。节日盛装时，以青蓝长衫打底，并配以绣有花朵图案的围裙和头帕。经过这样的点缀，女性的柔美与妩媚被展示得恰到好处。然而，这些作品所被赋予的，并不仅仅是匀称的力道，细密的针脚，以及大胆的配色，同样，也掺杂着与之息息相关的生活，穿梭在流水般的日子当中，每一针每一线都被细细打磨，长期劳动，真实面目逐渐呈现。这些作品，在岁月的磨砺中被糅合，经得住任何挑剔的品味。

   在这里，妇女们犹爱花草。所以，他们的刺绣作品，有生活的细节渗透，如气息，若有似无，相互浸润。无论是花蔓缠枝，还是朵花团簇，都从生活中提炼，视之便信手拈来，放在青布黑衫之上，鲜艳夺目，张显着生活在这方水土之上，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

   老一辈的“花匠”们，都是刺绣界的行家里手，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漫长的绣花岁月里，各种技法早已牢记于心。在绣之前，花色定相最为重要。在鱼通地区主要分为画花和剪花两种方法。其中画花，是拿笔在布上画好之后进行刺绣；而剪花，则是将纸折叠使其厚实稳固，用剪刀剪出花朵形像，贴于布上，之后再进行刺绣。

   这些倾尽了老人心血的绣品，将会用于人生最为重要的两个时刻——迎生或者送死。虽然身体日渐衰老，手脚不太灵便，眼力也在衰退，但仍旧“针”耕不辍。这是为了迎接新生命的诞生而准备的，其中包括背孩子用的背围，还有系于孩子腰间遮挡屁股的抱裙，以及一顶加绒绣花帽。“老”针与新布相逢，寄托着老人对孩子无限的祝福。针尖以点带面，穿过盈盈布面，这一针与前一针熨服贴切，恰到好处。这看似轻巧的下针，举轻若重，由老人带着庞大的生活背景积累，一蹴而就。若是收到老人家这样的礼行，这厚厚的情谊，浓浓的人情味，都浓缩在此。活着的时候，并不避讳死去的话题，这是人生另一个重要的时刻，老人们也为自己准备老衣，请花匠精心地绣上花朵，生死轮回，同样要体面庄严。

   “中年花匠”们，算是崛起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除了传帮带，让鱼通刺绣代代相传，更重要的是在创新与发展中，她们主动学习起各种新式绣法，并与传统绣法相结合，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能让本地刺绣走出去的宽广道路。

   当一幅幅刺绣放置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似乎能透过这些绣品渐渐熟悉起每一个花匠来，每一尊绣品都浓缩成她们自己的有声有色的世界，绣品上的每一朵花灼灼其华，每一枝叶都盘旋蔓延。当花菝与针线的倾诉交织在一起时，每一缕丝都如琴弦一般铮然，每一次落针都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