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华

    离开上海的头两天，我脚拇趾隐隐作痛，根据往常的经验是痛风病复发的征兆。

    机票早已经买好，行程不可能再推迟了。我带上行李一瘸一拐地朝宾馆门口一步步挪动，并叫到了一辆去浦东机场的出租车。出租车把我送到航站楼门口，我便又开始吃力地往售票厅走去，20分钟后才换好了登机牌，大厅服务小姐见我行走极度艰难，轻柔的声音问我：“先生，您可以到1号安检口进行安检。”在她看来，我无疑是一名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既然如此，我就可以走不用排队的绿色通道了。

    快速通过安检后，我便走入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流中。脚背已经红肿，脚拇趾不能着地，用不上力，每走一步，我都痛得呲牙咧嘴，大汗淋漓。每走几步，我便要停下来，任由疼痛带给我难以忍受的折磨，1000米的通道，我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其实，一个人就是在痛苦和曲折的道路上前行，完成自己的人生旅途，无论前行的道路坎坷还是一帆风顺。

    当我慢慢接近登机口的时候，早已痛得直不起腰身了，我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候机室的椅子上，脑袋里一片空白。候机室里的广播不间断地播报着航班信息，无助孤独之际，我拨通了母亲的手机，告诉她，我那要命的痛风病又复发了。“怎么会这样？你一个人在外，怎么办才好哦！”母亲不停地在电话那边重复这几句话，担心我在候机室里，连爬进机舱的力气也没有了。我请她在成都帮我提前买好治疗痛风的药物，内心却愧疚难当，不该让母亲担心。

    妹妹得知我痛风病复发，心急火燎地开车到双流机场等候我，飞机抵达，我吃力地爬进她的汽车，没有一丝力气和妹妹进行任何言语交流。

    回到家里，我躺在沙发上，针刺般的疼痛感再次袭来，母亲赶忙为我端来了温开水，喂我吃药。爱怜地问这问那，接着若有所思地说：“前两天，我还向你父亲‘通白’（即向去世了的亲人寻求保佑家人平安），请他保佑你，咋痛风病还是犯了呢？”年逾古稀的母亲，对我的关爱变得更加细碎唠叨了。父亲两年前去世后，母亲便失去了依靠，她已经把父亲当作了神，家里稍有不顺，她便买回来纸钱香蜡，口里念念有词，祈求父亲保佑家人逢凶化吉。

    母亲又忙着找来棉签，将治疗痛风的药水均匀地涂抹在我肿胀的脚背上，轻轻地替我按摩，关切地询问我力道够不够，疼痛有没有缓解。

    见我深锁的眉头逐渐舒展，母亲便开始给我削桃子、剥新鲜核桃，放到我的手里，看着我吃下。她欣慰地说：“我要是到了八九十岁，你也这样给我削水果、剥核桃给我吃就好了。”

    弟弟多年前因为车祸不幸离世，这是母亲一辈子的伤痛。后来，母亲便把更多的关爱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并且深重。每次我要到成都，父母亲一旦得知，总是隔一两个小时就要打电话询问我到哪里了？路途吃饭没有？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给我泡好茶水，去市场买回了我最喜欢吃的黔鱼，给我煮火锅鱼。吃饭的时候也不停地招呼我，不要吃太烫了，食道受不了，也不容易消化……

    “母亲，我都50岁的人了，感觉您待我还像个小孩子。”

    “你就是到了80岁，还是我的儿子，母亲照顾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你还不晓得好歹。”母亲放下筷子，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这次去上海学习，母亲还特地为我买了一件草绿色的体恤，一条灰色的裤子和一双黑色的皮鞋。她说：“你去大城市，要穿得时尚鲜亮一点才好看。”母亲总爱给我买衣服，以她老人家的审美情趣。我不好拒绝，便从头到脚都换上了母亲为我买的着装，母亲笑吟吟地说，这就对了，显年轻。

    抵达成都第二天，持续高温，母亲往返于菜市场和药店间。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得知我痛风病复发，给我推荐了三种疗效较好的痛风药，母亲又去了药房，回来时大汗淋漓。

    或许是药效起了作用，或许是母亲的爱驱散了疼痛，第三天，我的痛风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我又要回康定上班了，母亲坚持要把我送到车站，看着我稳健地步入车站。

    因为上学和工作，30多年来，父母总是这样一次次地相送，我们彼此的牵挂也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