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说到大众文化，有人认为就是低俗、庸俗，甚至是恶俗的别称。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大众文化的基本形态不是简单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向上，可能蝶变为精英文化(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向下，可能沦落成庸俗、低俗甚至恶俗文化；而常态的大众文化可能处于中庸状态，即不雅不俗、亦雅亦俗。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将大众文化定义为一国、一地区、一社团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一般体现几个特质：一是商品性。它伴随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销售，属于一种盈利目的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二是通俗性。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文化，而是社会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三是流行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态势；四是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以取得愉悦效果为上，使公众的消费、休闲、娱乐渴望变得轻松，得到满足；五是依赖性。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若无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就是说，大众文化往往会滑向传媒文化；六是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乃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七是类型性。大众文化不是以思想性、审美性为旨归，而是以物质性、占有性、实用性、功利性为目的，所以呈现在文本形态上，它往往具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俗套方式，如武侠、职场小说和肥皂喜剧等。

      在西方，大众文化所赖以滋生、成长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或是后现代社会，它是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是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性的文化消费。现代社会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呈现出平面化、批量复制的特点，物质追求的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化显然构成了大众生存文化的悖论。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换言之，不能将大众文化与低俗、庸俗甚至恶俗机械地画等号。大众文化实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亦不乏好的、先进的、优秀的，可向精英文化、高雅文化靠近或转化的东西。“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等概念的设定与划分，也只是相对而言，彼此不会发生剧烈的“排异反应”。把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硬生生地剥离开来，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既不符合文化现状，也不符合人类文明史的实际。以传统大众文化的主体“大众文学”为例，大众文学亦称通俗文学，最早的如唐代传奇、宋人话本等市民文学，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和后来的乡土文学等，均属大众文学范畴，包括言情、侦探、传奇、武侠、科幻、历史演义等诸多文学种类。其中，带有封建糟粕和低级趣味的作品在所难免，但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淘洗与打磨，其中不乏思想艺术都达到很高水准、雅俗共赏并成为传世经典的精品佳作。此前论及的《红楼梦》除外的三大古典名著，就是大众文学的杰作，如今已没有人将它们划入“俗”的范畴。到了近现代，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等杰作，开创现代乡土文学、大众文化之先河；在抗战期间及其后的长期创作中，以写农村、农民见长的赵树理及以写城市市民为主的老舍等人，在尝试、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地方特色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成为大众文化(文学)的杰出代表。这些都是大众文化由俗向雅转化与升华的典范。

      所以，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方向。要致力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要使我们的大众文化代表大众的心声，满足大众的需求，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与价值取向，吸引并激发大众的注意力和参与冲动。在此基础上，对大众文化进行科学的引导与提升，使之能够达到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民主与科学相辉映的高度与特色，逐步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