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马的康巴汉子。游建中 摄

——当代藏民形象书写

   ■彭超 彭燕

  近代中国在民族复兴之梦中既主动也被动地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东西文明碰撞的文化烙印更多体现在都市文明，而乡村则延续着更多的传统文明，即便如此，乡土文明也不可抑制地随时代而嬗变着。百年现代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反映里社会变迁的时代风貌。

  当代文坛塑造的农民形象与时代文化紧密相连。改霞（柳青《创业史》），高加林（路遥《人生》），他们的人生抉择反映出农村青年对城市的渴望。尽管《创业史》创作背景是宣扬农村合作社大发展时期，农村的政治含义具有“高”的主人翁含义，但是进城的诱惑依然吸引着像改霞这样的一部分青年。高加林回归农村的无奈、迷茫与一无所有，写出乡村文明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以及求而不得的苦恼与人生悲剧。这部小说1982问世，时值中国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履，进入新一个时代转型期。改霞与高加林的人生抉择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时间的齿轮越往后走，城市文明以其无可取代的优越性压到乡村文明，即磅礴的农民进城务工潮流。“现代”与“乡土”的较量，“乡土”以其无比颓败的方式败下阵来。

  城市文明的繁华与腐朽常常如影相随，啃噬着进城务工的思乡人。“城市是挣钱的好地方，城市是人制造醉生梦死的天堂，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世界。在那儿金钱是主宰，金钱压倒一切，人们在城市制造和创造现代城市文明，同时也制造着横流的欲望，幸福与痛苦，痛苦与失落、焦虑等交织在一起。” 故而，离乡后的回望、思念，让部分农民再次回到家乡寻求出路。康巴作家为文坛展示了类似《创业史》中梁生宝一样的当代新型农民，重塑时代新人物。

一、“梁生宝”似的当代藏民

  故乡之于年轻一代是美丽的梦？还是在“出走”中彷徨。梁炯·朗萨以贴近土地的方式写出“故乡”之于年轻人一代的意义，即改变故乡的贫穷落后。她从当下的现实经验出发，书写故乡建设，塑造新一代藏区男儿形象。

  梁炯·朗萨为当代文坛塑造了一位建设家乡的新型农民，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她在小说《寻找康巴汉子》中的男主人翁尼玛吾杰。曾在城市追寻梦想的吾杰，回到思念的故乡，发现自己在“他乡”的美丽想象与回乡时面对的荒芜、贫穷形成截然不同的图景。但是他没有回避、退缩，而是直面家乡的荒芜、贫穷。吾杰为建设家乡，带领大家修路，修水渠，种植果木，办学校，办砂石厂，抑制挖虫草风潮，搞旅游产业，……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小说围绕修路事件，雪崩救人，雪灾抢险等事件突出渲染吾杰的英雄主义色彩。此小说主人公形象的意义在于重新肯定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担当意识与使命感；张扬其为重振乡村建设做出的贡献。小说书写一曲建设家乡的动人歌谣，将吾杰置于一个个困境中，着力刻画其战胜困难、顽强不屈的精神意志，蕴含其中的英雄主义情结再现红色经典《红岩》的浪漫英雄情怀。

  吾杰为作为新时期新一代农民形象，其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一心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极为相似。梁生宝为合作社的集体利益而忘我工作奉献，吾杰为改变家乡贫穷面貌而无私服务于村民。他们俩者都具有可贵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同在于梁生宝属于整个时代的英雄，是五六十年代新型农民的代言人；尼玛吾杰与其说是从当代都市诱惑中解放出来的返乡青年不如说是当代藏族文学的代言人。当代藏区被誉为救赎堕落魂灵的天堂，不单因为其壮美雄阔的自然风光，更因为其虔诚宗教信仰带来的慈悲神性光环。正如作者在《寻找康巴男子汉》封面上所介绍的“伴随着康巴藏区异彩纷呈的历史、风俗画卷，吾杰曲折生动的历史不仅启示了当今青年，解放了那些被膨胀物质欲望所禁锢的灵魂，更将藏族文化中尊重生命、尊重自由、坚持信仰的精髓体现得淋漓尽致。”吾杰就是继五六十年代后九十年代的又一个“梁生宝”。在藏区，像这样建设家乡、舍己为公的“梁生宝”不是个案现象。

  达真小说《放电影的张丹增》也塑造了建设改造家乡的新一代藏农形象，绒旺塘村的扎西绒塔等青年一代。他们受电影《红旗渠》影响，立志改变家乡缺水干旱导致的贫困现象。绒旺塘村的扎西绒塔等年青一代提出，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与伙伴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修渠，改变数辈人背水吃的辛劳。达真对扎西绒塔的形象塑造侧重于时代精神的传承，提出继承弘扬上一代共产党员的吃苦精神，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民族地区因为地理环境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现代化建设步伐远远落后于内地。采用输血式扶贫，不是长远之计，弘扬自力更生精神改变家乡，相较于被动等待输血式扶贫更具有主动精神，也是长期可行的方式方法，再加之有政府支持，藏区现代化不是一个遥远的梦。

  阿来小说《空山》在环保生态理念下将新一代藏区农民的人生理想与绿化家乡联系在一起；以此同时，又在哲学的高度写出在人类生命状态的断裂与延续。面对三千年前的古村庄遗址，今天的机村人确信那就是他们祖先的痕迹。一场大雪，掩去山林、村庄，留下隐约几座山峰的影子，仿若天地从来就是如此，岁月无痕，几千年时光弹指一挥间，隐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教意味。小说主人公拉加泽里曾经为改变贫弱状况，走上伐树倒卖木材的道路，但是最终回归植树造林、建设家乡之路。这是一位“圆形”人物形象，即性格的丰富性、多面性。拉加泽里对初恋的深深眷念显示他的专情；在酒吧与女孩交往颇为随意，看似多情又无情，背后则是他对情感的执着。拉加泽里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藏民，而是乡村里的都市男——时尚、多金、帅气潇洒、不羁，是一名极具现代性的“梁生宝”。

  在当下欲望横流的消费文化语境之下，从拉加泽里、吾杰再到扎西绒塔等年轻人，康巴文学塑造的这些着力于创造、建设，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梁生宝”们无疑是当代社会缺失而需要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当下消解崇高、消解英雄，甚至消解文化的后现代社会，看似多元并存的繁荣，实质有不能承受之轻的虚无，出现价值失衡的危险趋势，重建精神文明是具有非常紧迫性的需求。纵然历史否定了以前左倾思潮下大跃进的错误历史，但是历史中曾有的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对纯洁爱情的执着守望...... 这些优良的品质还是值得传承弘扬，这也是康巴文学里立志建设家乡的“梁生宝”们的现实意义。

  这些高原上建设家乡的“梁生宝”们有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形象标签，即康巴汉子。“梁生宝”称谓侧重于阶级属性、社会属性；康巴汉子倾向于地理人文性与审美性。彪悍的铁血男儿，潇洒英俊的外表，是外界对于康巴汉子的普遍界定。康巴作家笔下的康巴汉子是什么形象？如何解读？本文从梁炯·朗萨与达真两位不同性别的作家作品中去解读康巴汉子形象。 

二、康巴汉子的英雄传奇 

  从藏区农民形象的社会属性描写提升为康巴汉子的美学书写，是康巴作家民族感情、故乡情怀的表征之一。

  梁炯·朗萨在《寻找康巴汉子》中将吾杰的形象从一名普通返乡建设家园的年轻农民提升为康巴汉子的典型代表，“康巴汉子气质的豪迈和形象的高大彪悍，那样的英姿真是太入画了。”“其中一幅画的人物完全就是吾杰，那锐利的目光，坚毅的神情，俊气袭人的神采，风雪和种种困难都不曾压垮他。”小说以浓烈的情感渲染其马踏荒原的豪迈，迎风雪屹立不倒的英姿，塑造完美的康巴汉子形象。小说中的吾杰已经从一名村官提升为极具美学意味的康巴汉子，穿越历史而来，积淀着藏文化的智慧、慈悲与勇气和谦虚。“她讲她所见所闻的康巴汉子马踏荒原书写传奇与辉煌的篇章、讲许多高原人的事，这些感动了学多人……这些画的人物，充满了生活气息，充满了高原人古老的坚韧和对世界、对人类永恒的穿透精神……”

  小说主旨寻找康巴汉子，就是寻找像吾杰这样的新一代康巴藏民。历史往前追溯，英俊迷人、骁勇善战的康巴男儿一直存在于这片土地。康巴汉子不屈服，具有反抗精神，骁勇善战，是血性男儿的代表。梁炯·朗萨在另一部小说《布隆德誓言》中塑造了一位如格萨尔王般具有王者之气的康巴汉子，坚赞。19世纪七八十年代，坚赞带领一群贫穷的藏民反抗贵族，被誉为金刚战神。这是一部康巴汉子的传奇史，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们刚强英勇的血性、豪侠仗义的秉性。坚赞代表的是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的对抗，虽然最后他的反抗在贵族联合的大围剿中失败，但是他的反抗精神却被藏民一代代传颂。同样是阶级对抗，《红旗谱》中朱老巩依靠红军终于报仇雪恨翻身做主人。坚赞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英雄没有生在对应的时代，所以他的失败与《创业史》中第一代反抗地主的农民朱老巩的失败具有相似性，没有同盟，没有斗争方向，革命就只能失败。这样的悲剧也出现在益希单增小说《幸存的人》中，主人公桑节普珠带领穷苦藏民反抗贵族，却没能救回自己的阿妈。两相比较，吾杰是幸运的，他的对抗是人与恶劣自然的对抗，是人与贫穷的对抗。吾杰的对抗宣告胜利，因为他不是孤军作战，不仅有村民盟友的支持，还有上级领导的关怀、政府的鼎力相助。坚赞是悲壮的，吾杰是伟岸挺拔的，从历史到当下，他们代表着康巴汉子的铮铮铁骨。

  《寻找康巴汉子》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浓烈的情感表达，形容世间好男儿的词汇毫不吝啬地包裹着吾杰。“……在生活中如此真实的吾杰，其实比大都市里舞台炫目的灯光里映出是那个英俊、高贵中又饱含着典雅的吾杰更具魅力，显得真实、朴素、纯洁、豪情，康巴汉子的气质没了粉饰和矫情，如此的真切、可爱、质朴而更显高贵。”小说情感浓烈真挚，得失皆在于此。巴金老先生留下数部传世之作，影响深远。迄今为止，对巴老作品《家》的评价也是极高的——具有时代典范之意义。但是其早期作品因情感浓烈一蹴而就的表达方式，在现在学界还颇有争议之处。虽然瑕不掩瑜，但也值得我们后人借鉴。行文时情感太过浓烈，有时会阻碍作品艺术力的提升。所以闻一多曾经说过，当情感浓烈时不要马上动笔，而是让情感沉静，内敛一段时间后提笔更好。中国新文学发生时期，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开一代诗风，但也留下了诗歌写作情感泛滥，形式太过自由的弊端。之后，新月派倡议诗美，注重诗艺，对诗坛情感宣泄式表达起到很好的拨乱发正作用。这对当下写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梁炯·朗萨作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今天消费社会，年轻人注重享受，诸如奉献精神、吃苦耐劳精神等品质是如此稀缺。她塑造的“梁生宝”吾杰形象无疑具有相当的正能力影响力。在缺失英雄的时代，她笔下的坚赞等英雄形象起到一定的填补作用。从《布隆德誓言》到《寻找康巴汉子》，在历史与现实间，完成了康巴汉子的完美呈现。

  女性视野里的康巴汉子以英雄的形象展现于世人，男性视野里康巴汉子如何呢？文化共性中的康巴汉子，在不同性别视野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英雄。文化差异性女性视野更浪漫化、理想化，而男性视野更具世俗性的血肉丰满，在开阔的社会历史场景中展现康巴男儿的骁勇与柔情。

  达真对康巴男儿的描写较少唯美的浪漫理想化色彩，如泥沙俱下般地写出他们血肉丰满的世俗性，诸如喝酒、爱玩，性关系的随意性，“口传中不成文的事实告诉她，康巴男人一年四季很少有时间将心思放在妻子身上，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喝酒、玩耍、打猎、钻帐篷”这样的放浪不羁，在现代爱情理念中难以说是女子的良配，却也是康巴男儿性格中存有的一面。

  达真在小说《命定》中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两位康巴汉子，士尔吉与贡布。贡布，典型的康巴汉子，彪悍勇猛，敢想敢做。他的爱情是抢来的。协多草原最美的姑娘雍金玛，被他抢到了麦塘草原成为自己的妻子。他征服了热爱的女人雍金玛，也征服了傲气彪悍的黑马，完成了让所有康巴男人伸舌头的最高贵的征服。不仅如此，抗日战场上的神勇让他获得战神的称号，与爱马的深刻情谊更是震惊战场敌我双方阵营。

  士尔吉，作为一名禁欲黄教喇嘛，他却有着不该有的欲望。小时候，母亲裸露上身劳作的身姿让他知道了男女性别差异，哥哥嫂嫂的性爱场面给他性的启蒙教育，寺院里美丽的度母画像继续引导、渲染着他潜藏的欲望，仓央嘉措的情诗为他的潜意识欲望提供了“合法性”，少女贡觉措让他彻底沦陷在欲望深渊，身心分裂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士尔吉带着情人贡觉措私奔，成为人人唾弃的扎洛。宗教禁锢着人性，但是人性如压抑不住的野草，女性总是能激起士尔吉的性意识联想。身心分裂的煎熬，让士尔吉试图自宫。“看来自己落到如此境地，是命定的吧，人的一生必须有一个最终的认定，要么做喇嘛，要么做俗人，不能含混不清。”但是，抗日战场上，奋勇战斗带来的战友情，康巴汉子的血性，宗教熏陶下的利他精神，让士尔吉涅槃重生，用俗人身份做到了喇嘛的慈悲与悟道。

  从梁炯·朗萨到达真，他们笔下男儿踏马驰来，沐浴着历史的光芒，闪耀着时代气息，自称一组时光长廊中的英雄画卷。其形象塑造可归为英雄传奇类。在今天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中，关注小人物的灰色人生是潮流之一，康巴汉子的英雄传奇，对当代文坛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起到了互补互长的作用。一方面填补当代文坛英雄人物的缺失，另一方面呼应了文化潮流中的民族文化风情。人类文明素有英雄崇拜情结，具有尚武精神的藏人更是如此。从历史看，藏族历史从格萨尔的传唱开始，一代代地培育着藏人的英雄梦想。从个体分析，具有尚武精神的藏族男子，普遍具有英雄情怀，更不用说阴柔之美的女性对顶天立地阳刚男儿的崇拜。康巴汉子是男人中的男人，英雄中的英雄，成为康巴地区享誉海内外的显著人文标签。

  人物形象塑造背后有其特定的文化立场与现实意义，例如，农业合作化时期，梁生宝（柳青《创业史》）代表共同走向富裕的集体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初，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代表着力主改革的时代潮流。康巴汉子形象塑造体现了藏文化的文化共性与差异性。佛教让人们顺应天命，安于此生，寄希望于来世，在“命定”的人生轨迹中温驯地走向人生终点。广大藏奴对“命定”的顺应，是藏区奴隶制度得以延续千年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康巴男儿却不甘于如此“命定”，反抗精神相对突出，可从地理人文环境探其缘故。康巴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自古以来，相对于卫臧、安多藏区，康巴与中原汉文化关系交流更为频繁，开拓进取意识较强。文化交流带来的开阔视野让康巴人不相信“命定”的命运。“我看到了世间权势的邪恶，我不会因此像出世的僧、佛一样遁入佛界空门，我要当战士，要让所有苦难的人都知道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而不只是在来世！”历史中的坚赞选择了反抗“命定”的命运。离开家乡，走出大山，抗日战争让士尔吉摆脱扎洛的低贱身份成为“无畏战士”，成为“战神”的贡布消解了家族仇杀的复仇旧习。同样，面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当代吾杰们的选择是与天相抗改变家乡，修渠改变干旱，修路改善交通，办学校让小孩接受教育改变封闭环境带来的逼仄视野。“命定”也是“命不定”，是康巴人不甘命运摆布的反抗，是敢与天斗的豪情，是自我掌控命运的现代性精神。

  抗日战场让士尔吉、贡布明白了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明白了战争的残酷，明白了草原上的械斗、仇杀与战争比较起来，完全可以抹去不谈。战争让康巴汉子更为成熟，知道了家、族群、国的关系，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命定——那就是唯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相依才是命中注定。“……我们可以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看到一个命定的逻辑，中国各王朝的版图概念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但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哦，这个认同是事实的。……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群体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式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中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

  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通过征服还是同化或宗教的力量，我们的血液里早已混杂着不同族群的血脉，无论血液还是文化都有着深浅不同的交融。达真小说《康巴》以云登家族的兴盛衰亡讲述康巴历史风云，讲述康巴汉子的英雄传奇，也讲述了康巴的民族大融合。“爷爷，这次去你的故乡康定，……康定是中华民族大走廊的中心，大走廊上集居着二十多个民族。过去你常回忆说，你的父亲体内流淌着汉族和回族的血液；后来你的父亲又娶了藏族女子成为你的母亲，在你的体内有增加了藏族的血液;来台湾后，你又娶了高山族女子成为我的奶奶，这样一来，我的体会同时流淌着汉、藏、回、高山族的血液。爷爷，看来，我的身份证只填一个族别显然是不准确的。”“孩子，我活到古稀之年才悟出：其实，民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友情第一，智慧第一，才是全人类寻找和谐的终极目标。”

  达真以康定为舞台，描写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人们如何在此扎根，开枝散叶繁衍生息，最终相融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以民族国家为背景，展现中华儿女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生死存亡之际，凝聚成一股绳，共同抵抗外辱、保家卫国的悲壮历史与民族豪情。小说再现康巴汉子如格萨尔王般的英勇雄姿与我佛自卑的悲悯情怀。

三、“真诚”与“真实”的差异性书写

  谁不说俺家乡好，温馨的故乡记忆，浓烈的民族情感，故乡书写让作家容易沉溺其中，历史与现实的书写在“真诚”与“真实”之间出现误差。

  梁炯·朗萨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较为高大上。小说在浓烈的情感之下，将高原的高度与精神高度直接等同：

  “高原的高度，使我的境界也提升到了过去没有过的全新的高度，感动我的事情和人真是太多太多了。”

  “那地方大自然的伟大无处不在，那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地球之巅，地球第三极，高原接受了你的进入，你的精神境界的高度也会提高，…… ”

  “走进它，面对大自然和淳朴的人们，我的灵魂受到洗礼，境界被升华……”

  地理人文性格有其固有的联系，但是人物形象塑造若以地域为唯一的标尺，则会忽视一些历史文化等要素。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易将写作停滞于一元论，如果能多维度思考更有益于提升思辨力与深层省视意识。

  浓烈的故乡情怀、民族文化意识，会不会造成情感倾斜以至于失去真实？达真小说《落日十分》中通过两幅画中老人的评价延伸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认知判断，一幅画是《藏地的农民》展现自信、从容，“.……满脸的皱纹格外均匀地散布在脸上，像是刚犁过的疏密均匀的田野，凹陷的皮质犹如田地的沟壑，凸出的皮质犹如田埂，凹凸线条的坚硬透出与大自然抗争的沧桑感和英雄主义情怀，微微显露的笑容恰好与飘过面部的雪片相呼应，老人用自信的笑容回应着严寒的拷问。”另一幅油画《父亲》传递出憨态、被动，“……油画《父亲》中的父亲端起碗的憨笑，准确地勾画出了中国农耕文化那种农民依附于土地的期盼感，父亲的笑容是憨态、被动的，而风雪中的老人笑容是主动的、从容的，没有逆来顺受的被动感。”。“同样是表现老人的两幅作品，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差异在笑容里却犁出了边界。”

  但是，历史真实如何？人文地理如何？农耕文化的宁静、自足容易滋生自满、苟安的性格，游牧文化的踏马驰骋产生彪悍爽朗的性格与季节性物质贫乏。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互有所短，相融则是互为补充。不同文化形态有异质性，不能简单作高下优劣之分。藏族学者杨霞（丹珍草）追溯藏区的区域文化性格的形成时，指出环境的封闭，劳作的重复，形成藏民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的性格，与此同时，环境的恶劣，又造成藏民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顺应自然的性格特征。“藏族农民生活在狭小的地带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在封闭的圈子中进行重复的经验性操作，养成了他们因循守旧、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藏族又是一个在古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面对广阔无垠的天然草原和缥缈神山，倍感人的渺小，加之狂风暴雨和山洪雪灾的不断袭击，使人们的生命、财产以及温饱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而产生的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顺应自然的思想相当普遍。”可见区域、族群、民族性格具有多重性，不能简单以一元思维或二元思维去考量或比较。达真小说《命定》中这样表达盆地与高原的区域文化差异，“.……盆地带给人们井底之蛙似的想法即便飞起来也是翻不上秦岭的。康巴是站得高看得远啊，这片宽广的高原具备了思辨哲学的土壤。”高原因为海拔的高度，人在辽阔、高远的天地之间倍感人类自身的渺小，生命、自然与上天之神的关系成为人们思索的哲学命题，确是具备哲学的土壤，不然为何来自的印度的佛教虽然传遍中国，却单单在藏区形成全民信教的独有气势。但是若因此而以二元思维模式将盆地意识以“井底之蛙”概况之，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蜀犬吠日与井底之蛙的确常用来形容巴蜀文化之封闭保守，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包容开放、浪漫不羁、与时俱进和大胆创新，不然为何有在汉赋、诗词艺术上独领风骚的杨雄、李白、苏轼、郭沫若等开一代文风之领军人物，还有开创一国两制之世界先河的邓小平？无论是讲述巴蜀文化、雪域文化，还是草原文化、傩文化，或穆斯林黄土高原文化、骆越文化，都需要将这些既有共性又有异质性的文化以多维度、多视野分析梳理。

  康巴作家群以群体的姿态亮相于文坛，立足与康巴文化，展现康巴历史、地理人文风貌，为文坛献出了不少诸如达真《康巴》《命定》，梁炯·朗萨《寻找康巴汉子》，马建华《河畔人家》，格绒追美《隐蔽的脸》，泽仁达娃《雪山的话语》，尹向东《风马》，嘎子《香秘》，阿琼《渡口魂》，旦文毛《王的奴》等系列优秀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康巴文坛的收获，也是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康巴”是这个作家群独有的文化烙印，对外界具有独特的神秘吸引力，立足民族文化，展现民族文化，但需要警惕以此为束缚画地为牢限定创作思维，而应以多重思维、开阔视野展现这片美丽辽阔的康巴大地。

  把握好“真诚”与“真实”是文学作品处理历史追思与现实关怀的关键要素之一。深厚的民族情怀有时会使得作家在凸显民族文化同时，有意无意地规避或者否定其他文化，例如汉文化。究其原因，存在有一定的文化认同误区，一是认为汉文化压抑了藏文化，二是认为当代文明中的种种弊端根源于汉文化。误区一是，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吸收接纳是一种文化自觉而非人力强制所为。过去现在乃至于以后的文化交流都是如此。藏文化与汉文化之互动是两种不同美学的互动，是优势互补的互动，藏文化的强悍为阴柔的汉文化注入血性与活力，汉文化的文质彬彬为粗狂的藏文化注入秩序的文明，二者交融定能开出明艳之花。二是以我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面对西方文化为例探讨之。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显现出文明过渡期的迷茫、困顿。传承传统文明与借鉴学习西方文明时取舍不当带来了种种弊端，诸如生态文明的破坏，物质主义对人性的腐蚀。但假如因此我们便闭国锁国，拒绝西方文化，或为避免边缘化而采取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则不免有因噎废食之嫌。好比我们不能沉浸在《甄嬛传》等宫斗戏中，而期待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性。同理，在民族文学写作时，我们如何秉持何种文化立场？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学扎根、花开叶茂的土壤，开放视野，理性省视，则是文学创作拓展深广度的必须。正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又不过度强调民族身份。当今多元社会中，“独特性”与“互补性”共存，“差异性”与“沟通性”共存，是一个“道并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世界。期待康巴文学能越走越好，创造出具有民族性、世界性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