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嘉

   为康区奉献一生的南下干部

   “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因政治军事形势发展所需，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他们都是从北方老解放区按照党的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一路南下开展接收和建立革命政权工作的老区干部。“南下干部”这一群体青春时代的人生履历，记录了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的难忘岁月。在我州，也有这样一批把青春的热血和汗水浇灌在这片热土，把一生奉献给高原的“南下干部”们，在甘孜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镌刻着这批老前辈们不朽的历史功绩。

   南下赴四川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作出关于进军四川、解放四川的指示。

   1949年8月，当时四川的情况是：国共两党都认定“在大陆的最后决战在四川”。蒋介石为此部署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守川北大门，宋希廉的18万大军守川东。在12月时，又从川北、川南、川东、川西向成都集结，试图与解放军展开最后一搏。据统计，当时在成都的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共有19个军，52个师。

   党中央决定由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时任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率华北野战军18兵团和西北野战军第7军等部由北线陕西越秦岭入川、南下突破剑门关从广元进川及成都，配合刘、邓率领的由南线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向西迂回，突破湘黔防线，然后挺进四川的宜宾、泸州的第二野战军共同发起成都战役解放大西南，解放川康。并决定从晋绥解放区抽调地方干部等人员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大军南下入川。

   1949年10月下旬，山西晋绥老区南下干部分批从山西临汾地区出发，随贺龙、王维舟、李井泉、周士第率领的人民解放军18兵团向四川进发，此时18兵团司令员为周士第。南下入川的干部和各类干部学校的学员、警卫队、勤杂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支队，下设5个梯队。5个梯队和3个警卫团总人数共约15000人。后来任康定军管会主任、康定地委书记的苗逢澍同志当时任第三梯队政委。南下5个梯队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入川工作团。西北入川工作团入川后到西康地区工作的地区一级干部20余人，到县一级工作岗位工作的正副县委书记、县长40人，县委委员和区级干部500余人，财贸、公安干部200余人，还有各类干部学校的学生300余人，合计1100余人。其中200余名南下干部、学员，随62军186师进入康区。

   西北入川工作团每个同志没有留恋解放区的美好生活，告别父老乡亲，凭着一双铁脚，经过10多天艰苦行军从山西永济风凌渡渡过黄河到达西安。1949年11月7日在西安休整期间，为了便于对入川部队及南下工作团的统一领导，党中央成立贺龙为主任的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西安配齐了川西、川北、西康省3个区党委、省区政府及各部门、各县市区的领导班子。

   1949年12月上旬，入川工作团开始翻越秦岭进入四川，时值严冬，天降大雪，寒风凛冽，翻越秦岭极其艰难。我时任西北行政干校校长，第二梯队政治部主任安法孝同志自述文章中读到这样一段，他说“我所在的梯队既有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有山西晋南和晋西北10多岁新参加工作的男女知识青年，政治热情都很高。我们虽是沿着川陕公路行进，但道路崎岖，盘旋起伏，步履艰难，脚上打起泡也忍痛前进。由晋南行政干校（分校）师生组成的一个大队过秦岭时恰遇大雪纷飞，晚上几十个人在修路工人或伐木工人弃置的没有门窗的空房子里，铺杂草挤在一起，寒风凛冽，无人叫苦，都充满了解放大西南的革命斗志”。由于胡宗南部队破坏了公路桥梁，埋设地雷阻碍我军追击。这种情况下，工作团不得不按照扫雷部队指定的路线迂回前进。道路艰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触雷身亡。南下的途中，除了道路的艰险和泥泞，长途跋涉，还受到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游兵散匪、地方反动势力的武装袭击和各种骚扰，有工作团和警卫团的干部、战士就这样牺牲在南下的途中。经过一个多月三千多里的长途行军，终于在1949年12月底到达四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