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龙

   多年以前初到英国爱丁堡，有朋友建议去看看皇家植物园。闭着眼也能想象出植物园的情景，无非是些奇异艳丽的花草，虽然养眼，却不是我的专业和兴趣所在，加之日程紧凑，不去也罢。于是婉拒了朋友的提议。时隔数年，每每想起英伦之行，仍然庆幸自己的决定“英明伟大”，台弃植物园却换回几个城堡和教堂。物有所值、毫无缺憾。

   然而，最近看过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埃里克·莫格勒的《纸之路：中国西部的植物探险--档案与亲历》一书之后，原本得意的心态却受到不小的震动。每个看罢此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得出如下结论：不要把植物园当作自然科学家的专利，对于那些研究海外中国学或者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来说，爱丁堡植物园或皇家丘园都绝对值得一看。

   英国的植物园最早创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其发展历程与帝国的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王室贵族们不惜花费重金去搜罗帝国各地的奇珍异宝时，植物学家们也按捺不住猎奇的欲望，想要一试身手。既然皇宫里罗列着来自东方的珍藏。植物园中为何不能齐集异国的花草？植物园的绚丽正有如皇宫的奢华，都同样折射看帝国领土的广袤和无法企及的辉煌。

   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无疑最具吸引力。十八世纪，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各国皇室争相追捧带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此种风尚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于是，当商人们紧盯着丝绸和瓷器的时候，植物学家们也雄心勃勃，想要把中国的植物移栽到万里之外的西洋花园中。

   十八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中就不乏植物学家。法国传教士汤执中曾向巴黎邮寄了大量标本和种子，臭椿和银杏等植物就是由他引入欧洲的。法国人涉足的领域，英人绝不甘落后。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皇家丘园”和“伦敦园艺协会”（一八六一年更名为“皇家园艺协会”）开始向广州派驻植物学家，一是为了寻找新奇植物，二是学习中国的园艺技术。不过，当时的中国尚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英国植物学家的搜寻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广州一地。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使团以及一八一六年亚美士德使团访问北京为英国人提供了少有的在中国内地采集植物的机会，伦敦园艺协会主席兼皇家丘园顾问约瑟夫·班克斯伯爵立即在使团的随行人员中安插了一些植物学家，要他们将新物种的标本、种子以及活体植株送回丘园。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大门·蜂拥而至的英国商人、士兵和外交官后面还跟着植物学家。正像搜集瓷器的商人们有自己的贸易渠道一样，植物学家们也建立了一套独立的采集和运输系统，英国驻华领事馆以及中国海关是这套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到一八八0年，英国已经在二十个中国城市开设了领事馆，雇用了二百多名外交官。而中国海关的六百名欧洲雇员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人。很多外交官把植物学当作业余爱好，休假时就在领事馆周边地区做田野调查和采集工作，有时则雇用一些中国农民去帮助搜集植物。例如，一八七五年“滇案”中被云南边民杀死的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就是一个植物爱好者，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很多关于采集植物的记录。在湖北宜昌海关任职的英国官员韩尔礼曾先后在湖北、四川、海南、台湾和云南等地采集植物，还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和《台湾植物表》等专著。在英国以及东方的汉学圈内，人们似乎忘记了他是一名海关职员，而把他当作研究中国高山植物的领军专家。

   从理论上讲，西方人在中国大规模采集植物的行动并不符合中国法律，事实上，他们出现在条约口岸以外的地方本身就属于非法。大批植物种子和标本被运往国外，其性质跟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比起搜集瓷器珍玩的西方商人，植物学家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却没有那么恶劣。原因主要是大多数中国人把采集植物的行为等同于采集中草药，既然是治病救人，自然就不是坏事。

   不过，英国人很快发现，比起扛着瓷罐子回家，采集植物可要麻烦许多。由于英国纬度较高，并非所有在中国搜集到的植物都可以在英国植物园成活。只有高纬度或者高海拔的耐寒植物才能适应英国的气候。中国北方固然有不少高纬度耐寒植物，但那里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紧张态势。

   几经研究，英国植物学家发现，中国西南川、藏、滇等地是理想的植物调查和采集区域，这里的高山植物分布较广，物种繁多，也适宜在英国生长。此外，与中国西南相毗邻的印度和缅甸正是英国在东方的大本营。一八八五年，英国吞并缅甸后便建立了一条直达云南的陆路交通线。一八九七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允许英国利用这条道路开展贸易，这为大英帝国提供了在中国西南与法国人一决高下的机会。恰在此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从川滇等地带回了数千枚种子和标本，其中包含了三十余种报春花科的新物种，这些入藏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种子和标本极大地刺激了英国植物探险家，他们发誓要超过先行一步的法国同行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乔治·弗雷斯特开始了他前后持续近兰十年的中国之行。

   从一九0四到一九三二年，弗雷斯特先后七次到中国西南进行植物探险。在川、藏、滇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他不但要迎接自然界的挑战，跨越险途、抵御严寒，还要面对各种人为的威胁。一九0四年，他的第一次探险之旅就与荣赫鹏率英军入侵西藏不期而遇，虽然弗冒斯特与荣赫鹏的远征军毫不相干，他们的路线、使命都不相同，但奋起反击的康藏军民显然无法做出有效区分。弗雷斯特与两个法国神父一路狂奔，饥寒交迫的他们返回大理时已是伤痕累累、衣衫褴楼。英国驻腾越领事见到弗雷斯特惊讶不已，他刚刚给弗雷斯特的母亲和姐姐写了信，说他已经在战乱中死于非命。然而三个月后，当两位法国神父还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之时，弗雷斯特却开始了第二次川、藏、滇植物探险的旅程。一九三二年初，在第七次考察途中，弗雷斯特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云南腾越附近的山脚下，与他喜欢的花草常年为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