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户县水堡村李家柜门后记录其打箭炉锡德合商号的信息。 李韶东 摄于2011年10月

原户县水堡村李家柜门后记录其打箭炉锡德合商号的信息。李韶东摄于2011年10月

◎张潇

“我想寻找失散在康定打箭炉我祖母的叔父一家。”6月7日，方言学者孙立新寻找炉客亲人一事，在《西安晚报》和《甘孜日报》同时刊发后，引发许多读者的好奇和关注。

那么，“炉客”到底指哪些人呢？他们对于陕西乃至全国商业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又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化历史遗产？带着种种疑问，笔者采访了数位炉客研究者，还原陕商重要的一支——炉客的来龙去脉和他们创造的商业传奇。

时空上的炉客起点 只有一个 户县牛东村

康定原名“打箭炉”，简称“炉城”。人们将以康定为中心的雅安、炉霍、巴塘、甘孜、昌都、拉萨，包括青海玉树、云南丽江等地通称为“炉上”，去那里经商做生意的商人便被称为“上炉”、“炉客”。

故此，炉客即明清到民国时期，长期耕耘于四川康定周边经商的陕西户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下文同）商人，范围也辐射到周边的长安周至等地。若以渭河为界，其属于“西商”中的“河南商帮”。

“陕西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唐宋以前便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创造了灿烂的汉唐盛世。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陕西被边缘化，但它并没有脱离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道，陕西作为西北的核心地区所产生的陕西商帮，是我国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他们在沟通东西部经济贸易联系中为民族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北大学教授李刚表示，“户县牛东村（今西安市鄠邑区秦渡街道牛东村）是陕商的发祥地，户县炉客是陕商的杰出代表。”

“起点不同于起源，起源可以有诸多说法，但时空上的炉客起点必定只有一个——户县牛东村。”炉客研究专家石晓博向笔者斩钉截铁地说道。户县炉客以县城以东的牛东村为中心，向东到长安地区，向南扩展至终南山下，向北至渭河南岸。牛东村炉客以其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而著称。据史料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年间，牛东村当时有30户人家，就有7户在康定经商。鼎盛时期，牛东村至少四分之三人家中都有炉客，一个家庭里有好几个兄弟都去当炉客也并不少见，故此人称一炉客、二炉客、三炉客。孙立新舅祖父一家便是大泥河村里兴盛的“四炉客”家。

清末民初为户县“上炉”人数最多的时期，光牛东村就有300多人，还有牛东村周边的第五桥、沙河寨、北稻务庄、宋村、新阳村、南庞村、崔家湾、黄堆、张良寨等村庄，以及相邻长安地区的一些村庄的人共同参与，带动了周边村民一起经商谋生。

炉客起源 普遍认可有三种说法

炉客们往往批量用驮骡队（称为“垛子”），向涉藏地区贩运茶叶、布匹、绸缎、食盐等货物，后再收购的贵金属、皮毛，以及虫草、麝香等藏药材，运到各地商铺进行贩卖，也有的商贾成为当地军队物品的补给商。“以茶、盐换黄货（黄金）白货（白银）”成了炉客们的经营之道。

为什么陕西商人要跋山涉水翻越秦岭去到甘孜地区经商？炉客到底发源于何处何时？目前学界对此并无定论，但受到普遍认可的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元末不远万里寻觅商机。

因涉藏地区交通不便缺少物资，元朝末年便有部分户县人瞅准商机，不远万里、翻山越岭，常由陈仓古道进川，贩卖针头线脑，谋求收益，此为炉客缘起之一。也可能是明朝“前七子”之一的文学家、户县人王九思的先祖，在元朝曾经于四川涉藏地区为官多年，他的族人以及乡邻以他为依靠，来往于两地之间，发现商机，进而成为专业商人，后来人员壮大后逐渐形成商帮，这也许是“炉客”最早的雏形。

第二种是明朝食盐开中、茶马交易。

明朝建立后，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特别是被推翻的元蒙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不甘心失败，时刻准备向明王朝反攻。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伺机反叛。明王朝只好把朝廷多半的收入用在西北的防御建设上。

边关地广人稀，军队所需粮食均要调运，费时费力，朝廷为此财政亏空严重。于是朱元璋采纳大臣谏议，实施“食盐开中”政策。所谓“开中”即“招商输粮而与之盐”之制，准许民间商人自行运送粮食到边关以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平民百姓只要拿到“盐引”就成了盐商。这是朝廷用政策来减轻国家负担的一种军需补给方式，同时也为商人提供了经商发展赚取利益的条件。明初的“食盐开中”政策实行后，户县炉客没有像河北商帮那样选择去扬州经销食盐，而是直接赴西南经商。

少数民族主要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食肉饮奶，生活中需要大量茶叶帮助消化食牛羊肉喝奶酪的油腻和补充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他们的居住地又不产茶，必须从汉地获取茶叶。汉地中央王朝的军队马匹又主要取自于游牧民族。“天下腾蛟者不逾陕西。”鉴于此种情况，明政府除了“食盐开中”政策以外，还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炉客在这一政策引导下，大量贩运陕南茶区的茶叶到边关交易，开辟了陕甘茶马古道，在这条茶马古道上行走着络绎不绝的河南商帮炉客，此为炉客第二起源。

第三种是清朝四万陕兵参加大小金川战役。

清乾隆时期，在大小金川之役中先后调派了陕西近四万名绿营兵进川，人数所占比例远远大于其他各省，发挥作用最大。

在赴川的陕西绿营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户县官兵，这些官兵在涉藏地区与藏民的交往中，其中精明者看到涉藏地区缺乏茶叶、食盐、丝绸、布匹等生活用品，而涉藏地区的金子、银子、名贵药材等又相当丰富，从中悟到了商机。他们退役后，便组成了马帮，将茶叶、布匹、丝绸等用马匹驮运，贩卖到四川涉藏地区，与藏民进行贸易，以货易货，把贸易所得的金银、药材等再驮运回户县。这也可能是炉客的一大起源。

敢为人先不怕吃苦 用血泪积累财富

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炉客在康定一带开设的商号有百家之多，光在泸河西岸商贸区就有40多家。

商号经营规模大，资金雄厚，时间长。例如商号利盛公在甘孜、玉树等地都设有分号，生意兴盛时资金达到白银3万两，历时400多年，1955年歇业；商号德泰合在雅安、甘孜、汉中、重庆、成都、上海等地都设有分号，生意兴盛时总柜号有流动资金100万现元；商号茂盛福极盛时资产有七八万两白银，店员60人，每人年薪白银100两。“陕商最早商号恒盛合由牛东村孙家和新阳村葛家合资，各出200两白银起家，由于省吃俭用，经营得当，他们经营时间至解放初，长达近600年。”石晓博感叹道。牛东村还有益盛堂、永盛堂、怀盛堂、中和堂、德协合等商号，都很有名气。

炉客之家大多都积累了诸多财富，生活水平远超同期其他人，更有甚者超过地主。“炉客都很有钱，活得滋润，家里藏有金货、银货。炉客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思想相对开明一些，所以炉客大多比较大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钱花完了再挣，炉客家生活基本都是不错的。”石晓博向笔者介绍说，“我祖母家里就是炉客，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三进三出大院子，别提多气派了。”

但又有谁知，炉客的财富得来并不容易。要想出人头地，必要先吃苦。炉客在外经商，一般是“十年一蹲子”，即每十年回一趟家。“少小离家老大回”可谓是炉客们的真实写照。十六七岁的少年先要做学徒，人称“相公”。户县距康定1500多公里，途经秦岭、大巴山、二郎山，风餐露宿，有时甚至还要与土匪周旋，就这样步行40余天才能到达，这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

经过一路跋涉，到了康定以后，青年炉客们便各自投奔商号，从学徒做起。大部分年轻人至少要当十年的学徒。当学徒期间每天要背四书五经，学打算盘，学习藏语，还要烧火做饭。那么多的炉客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当上掌柜衣锦还乡，大多数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是学徒。

即便等到十年，回乡之路也并不轻松。炉客们回乡的方式很特别，他们往往都不雇护镖，为防抢劫，各有各的运财招数。有的人是单人昼伏夜行，有的人则扮成乞丐，将金银打成箔衣穿在破衣夹层。等到回乡娶妻，然后又别妻一二十年。所以民谣有“有女莫嫁炉客家，半辈夫妻半辈寡”。

与其他商帮相比，炉客突出特点在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和气生财、打成一片”。石晓博感叹道。在长达近600年的时间里，炉客们以川西为前哨，爬上“世界屋脊”，用“关中愣娃”的倔劲儿，不畏艰险，历尽艰辛，推动着藏汉贸易，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藏汉贸易 推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一首《康定情歌》总是响彻在炉客们跋山涉水、深入涉藏地区的路上。

炉客们从八百里秦川到“世界屋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最初的言语不通到后来的和谐相处；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后来的银票流通；从最初的零星商号发展为百家商号；从开始的北牛东7户人家做炉客，发展到鼎盛时全县3000多炉客……这一切的意义远不止做生意、谋财富，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可以概括，商业贸易更带来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不少炉客干脆在康定当地同藏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结婚生子，生下孩子有些会送回老家抚养上学，接受传统教育。至今，牛东村还有许多炉客的后人为汉藏血统。”《至圣牛东》村志主编纪校悌向笔者介绍说，“也有很多炉客选择落户于康定、甘孜那边。他们早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环境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

炉客后裔李韶东研究入藏陕商十几年，多次循川藏茶马古道、探寻陕商的足迹，追踪溯源，验证文献，访寻故老，收罗掌故。其书作《茶马古道上的陕商》中，就有这样的话语：从史志资料中可以查找到，现在的康定、道孚、甘孜、巴塘、理塘、九龙、木里、西昌、昌都、松潘、理县等地就有很多陕西人的后代生活在这里。

炉客们还将户县的锣鼓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传播到涉藏地区，并且生根开花。据悉，康定地区保有诸多陕西文化印迹，诸如热爱面食与锅盔（藏语叫“贡加”），早餐也是一碗油茶麻花加碗牛杂汤；很多老乡张口便是一口地道陕西话；甚至现在康定过节所敲的锣鼓调就是流传于关中地区的《十样景》鼓调，农历正月初九古会和农历七月初七娘娘庙古会都与户县牛东村为同一日，过古会的风俗也与牛东村一样。这一切都宣告着关中地区与康定地区的文化相连，而这些的文化使者便是穿梭其间的炉客。

创造类似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合伙制

“陕西商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合伙股份制企业制度。”西北大学李刚教授在其炉客研究论文中提到，陕西商帮是利用“食盐开中制”政策走上集团化经营的商帮。当大批炉客用运粮换取盐引，到外地经商时，经营任务巨大，但个体力量又相对薄弱，一家的力量不够，只好动员亲戚乡党联合起来，这便是合伙制缘起。

后来炉客将这种“合伙股份制”进一步完善，它包括以万金账（记录股份分红的账本）为主要内容的融资制度，以委托经营为主要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经理人的“记名开股”制度，以在岗位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学徒制度，以店规号规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等。

比如商号德泰合，对于掌柜、二柜、先生、跑街和学徒都有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等级晋升规定。从学徒到跑街到先生到二柜，逐级提升，直至总号掌柜。其号规参照其他字号制定，总原则归纳为八个字：以上辖下，以下监上。东家远在家乡，遥控各地掌柜，掌柜是由东家从店员中选任，类似于现在的经理人。东家每年或两三年到总号或分号查账一次。全号人员的伙食费用由号上实报实销，掌柜、二柜的四季正常衣着，正常的招待应酬费用等尽其所需。年终结算，将净利润的一半，投入号资再生产。其余一半，分作四十份，二十份为东家所有，其余的二十份全体店员（包括掌柜）按“红簿”上的名次分配。如果触犯号规，无论掌柜还是学徒，东家就会不给任何报酬，将其扫地出门。

这种类似现代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制度，是陕商在没有任何外来文化可资借鉴条件下独立的历史创造，“它比西方的股份制公司制度早了将近三百余年！”李刚感叹道。

炉客文化特有价值亟待挖掘

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其《西康诡异录》中介绍陕商时，首先提到了川康民间流传的歌谣“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这充分反映出民国时期川藏线上陕西商人之多。

陕商发达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淡泊自守，诚信经营、不欺不诈，热心公益、造福乡梓的本性。正因如此，陕商也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陕商精神可概括为“厚重质直、忠义仁勇”八字，正是因为这种精神，造就了天下第一商帮的辉煌。

现今常有人评价陕西当代企业家“受困于关中，走不出西北”的特性，然而回顾炉客传奇，陕西商帮曾留下说不完的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商业经营故事，这正是在当下值得被关注学习的。

“随着最后一位炉客前些年去世，炉客文化研究越发困难，即便是在户县，也很少有年轻人知道炉客的故事了。”石晓博向笔者感叹道，“再不保护怕就来不及了！”炉客文化是陕西文化资源富矿，在晋商、徽商等其他地域，商帮文化开发兴起，陕西必须异军突起，走高端发展之路，以炉客文化特有魅力和炉客精神为根，挖掘炉客故事，打造陕商文化品牌，鼓舞陕西人的改革开放精神，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价值。“建设炉客文化博物馆，开发重走炉客路、川陕寻亲之旅等文旅项目，召开炉客研究会，打破研究之间信息壁垒……这些都是很好的开发方向。”纪校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