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

    保护红军伤病员

    炉霍县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及护理人员约1100余人。为妥善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县波巴政府召开了有各区乡波巴政府参加的会议。研究决定：1、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村，一县转一县的护送；2、群众愿收留红军的都可领去，但要保证照顾好；3、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4、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善、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这样，群众有一家收养一个或几个的，有几家合养一个的，留炉红军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群众把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保证红军伤病员的吃用，并千方百计地保护。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要迫害红军，有的群众用钱买通国民党官府和军队，有的以武力对抗，有的则把红军藏在森林、岩洞、柴草堆里，以躲避搜捕。炉霍县的相子·益西多吉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前，就将县城附近的30多名红军伤病员集中到了远离县城的罗绒巴登家的空庄房里，以后又把大部分病愈的伤病员送回内地。小红军曾绍清只有十二岁，被留在斯木乡的扎交降巴家里，有人逼他交出来，他坚决不交。说：“可以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你们处置，但交红军不行。红军以后回来向我要人，我无法交待。”红军伤员刘某（后改名叫四郎扎西），留在旦都捧达寨子里，曾被国民党军队抓走，捧达寨群众闻讯后，持枪包围了国民党军的驻地，逼其交人，后国民党军要勒索“黄烟草鞋钱”，群众又凑出320个藏洋领回了刘某。留在加向射寨的红军张世六、张德军被抓走，头人洛绒泽仁带上3个儿子和30余骑人枪，追到瓦角，强行将张世六、张德喜二人带回。留在斯木俄尔杨木匠家的红军文浩然腿部受伤，杨木匠背着文浩然东躲西藏，多次躲过了搜捕。热柳村的蒲静成将本村的8名红军伪装为挖金人，遇有人问就称是金夫子。宜木乡威龙贡寨的耳机志玛，将一个只有12—13岁的女红军收为养女，取藏名为德青拉姆，一直待她像亲女儿一样。许多留炉的红军后来都在当地安了家，与当地藏族群众融为一体。

    道孚县也留下了不少红军的伤病员。他们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安置和保护。道孚城关乡的根却志玛，家中住有10个女红军伤病员，为躲避搜捕，她把红军藏在地窖和山上，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使红军挨饿，天天给红军送吃的。后来她帮助女红军一个个都安了家，自己也和一个叫符子善的红军伤病员结了婚。留在瓦日乡孟拖村的一个伤病员被国民党抓了，孟拖的群众知道后，到县城集体作保，救出了这个红军。留在瓦日乡亚村的红军战土倾珠她姆（后来改的藏名）回忆说：“我随红军来道孚时只有13岁，因岁数小身体有病留了下来。群众知道我是红军，各方面都照顾我，后来还帮我安了家。”

    红军离开新龙县时，有80多名红军伤病员留下安置。红军伤病员最初集中在雄龙西的一个“听差房”里，后来又分散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和喇嘛寺内。在新龙县群众的照顾和保护下，部分红军伤愈后群众又送走了他们，而唐文金（藏名泽日）、黄二川（藏名阿登）、罗文锋（藏名扎西罗布）、谢贵英等12名红军伤病员则在新龙县安了家。

    甘孜藏区其它红军经过和战斗过的地方，也留下了一些红军的伤病员和掉队者，他们都获得了当地群众很好的照顾和保护。在康定市，红军南下期间留下40余名伤病员和失散人员。角坝苏维埃主席王兰廷、委员沙达等将伤病员分散隐藏在群众家里，很好的保护了他们。红四军第十师某部战士唐清云，在赵家磨房养病时被民团俘获，后经当地群众作保，终获释放。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通讯员杨维雄，受到鱼通麦笨群众的照料和保护，而后又在鱼通安了家。在白玉县，红二军团在康翁寺留下两名重病员，直到解放都住在寺内。协塘村留下一重病员，病愈后就在当地安了家，以打铁为生，人称“李铁匠”。理塘县留有4人，以后都在当地安了家。巴塘县留下的红军伤病员也不少。当时只有13岁的红军战士杨海清，被中咱村甲布拥收留，一直待如亲子。同样被群众收留的还有肖忠华（15岁）、李富强等红军战士。在乡城县留有7—8个重伤病员，幸存下来的有罗锦成、周银昌和张炳新等人。在色达、雅江等县也留有红军伤病员和掉队战士，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照顾和保护。

    甘孜藏区群众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的所作所为，使国民党清查红军伤病员倍感困难。正如1937年6月6日国民党朱倭区政务委员呈报所说的那样：留下的红军“散居乡间，因其能刻苦耐劳，康民多不肯报，故未查获”。由于当地人民的大力帮助，留下的红军除亡故和回到内地的以外，到解放时，仅留在炉霍县的幸存红军就有123人，留在甘孜县城及附近区乡的红军还有64人，其它地方留存下来的红军无法准确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