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9年10月11日
◎刘安全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据专家统计,有300多部,15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是不完全统计,如《鬼岭大战》是2002年在民间发现,《日扎幻化宗》是2003年在民间发现)。就以不完全统计数据计算,把这部史诗与欧洲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比较,其《伊利亚特》《奥德赛》两部共计27693诗行,《格萨尔王传》史诗是《荷马史诗》的56倍。又把她与目前世界上已经编订成书的最长史诗亚洲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部史诗比较,这两部史诗有207000诗行,《格萨尔王传》史诗诗行是印度史诗诗行的7.5倍。
在150多万诗行的史诗中,从头至尾出现次数最多的地名词汇是“多康岭”,抑或“多康白岭”“多康白岭国”“岭国”“白岭地”“花花白岭”等等。对“岭”的叙述之多,就如“西游记”中唐僧取经时不断重复的“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自我介绍。如果说“东土大唐”是唐僧念念不忘的口头禅,那么,《格萨尔王传》史诗中的多康“岭”,就是史诗叙说的“通瓦衮曼”(人人向往之境)。
《格萨尔王传》史诗,除创作时间长、传播范围广、译文翻译复杂外,还因雪域高原的地理区域文化特征,其民间收藏的版本十分繁多。如贵德分章本、果洛抄本、玉树抄本、甘孜抄本、德格竹庆寺抄本、德格印经院木刻本、德格八邦寺木刻本、德格俄支木刻本、昌都江达县瓦热寺木刻本、甘肃铅印本等,其中最早的七部木刻本是古德格辖区(古“岭”中心地)的《仙界遗使》《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大食财宝》《卡契玉宗》《地狱救母》《大食分牛》。以上这些抄本和木刻本,恰巧都在史诗中记载的多康“岭 ”(白岭国辖区内)传承。
新中国成立前,因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格萨尔王传》史诗是不被重视的,遭到部分寺庙的抵制和统治者的反对,甚至被诬蔑为“乞丐的喧嚣”。在这种舆论环境影响下,许多藏族高级知识分子不愿意研究这部史诗。所以,查完整个藏族通史,几乎没有研究《格萨尔王传》史诗的文字记载。而这部史诗的传承,全靠民间说唱艺人以惊人记忆代代相传于世。民间收藏的一些零星手抄本,都是靠他们的说唱,一些文化人的抄录留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的事业百废待兴。《格萨尔王传》史诗的抢救工作应该说赶上了难得的机遇,可是,后来又出现了十年“文革”,在一片“破四旧”的口号声中,《格萨尔王传》史诗又被列为“禁书”,仍难有出头之日。
“文革”结束后,国家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出台,《格萨尔王传》史诗抢救工作才得以全面落实。格学专家们到民间搜集史诗资料,他们不辞辛苦,奔走在雪域高原,翻越万水千山,哪里有史诗说唱艺人,就到哪里去,把艺人们的说唱用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来,再行整理。
在民间走访搜集资料中,发现一大批记忆力惊人的《格萨尔王传》史诗说唱艺人,他们是扎巴、玉梅、洛达、曲扎、阿达尔、才让旺堆、桑珠、玉珠、贡却才让、阿旺嘉措、昂目、次旺俊美、次仁占堆、次登多吉、才让加、昂亲多杰、卓玛拉措、阿尼等。其中,说唱艺人才让旺堆,他凭自己惊人的记忆,可以说唱148部。在这些说唱艺人中,从家庭经济状况看,绝大多数是贫苦农牧民,有的甚至靠行乞维持生活;从文化程度上看,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从出生籍贯看,绝大多数是“多康”人,尽管他们现分布在中国西部各省区,但只要稍一考查他们的历史,不出四代,就会发现他们的祖父或祖母是“多康”人,抑或与“多康”有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这里把多康“岭”作为重点突出,那是因为格萨尔王是多康“岭”地人,150多万诗行的史诗,都几乎围绕多康“岭”地述说,史诗中无数次地提到“多康花花岭”“多康白岭国”“白岭通瓦衮曼地”等,格萨尔王一生的辉煌,都在这里发生、发展、结束。那么多康“岭”,其地理位置究竟在整个藏区的那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藏族的吐蕃王朝说起。
吐蕃王朝曾把整个藏区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以西部阿里为中心的“阿里三围”;第二板块,是以中部逻些(拉萨)为中心的“卫藏四如”(卫藏四翼);第三板块,是以东部“灵”为中心的“多康六岗”(四水六岗)。《格萨尔王传》史诗内容,就发生在吐蕃王朝划分的第三板块内。其辖区范围,从古地理图上看,大约西以怒江为界,东至天全以西,北至黄河,南至云南迪庆一带。
多康六岗的中心地“灵”,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世间多数人知道阿里、逻些,而少有人知道“灵”。因为随时间的久远,“灵”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绝迹,这对于研究《格萨尔王传》史诗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实际上,灵、林、岭这三字,字虽各异,但音相通,因为它们音相通,其意也相通(语音翻译问题)。岭·格萨尔王、岭葱家族,岭班波,岭葱甲波的“岭”,就
是由地名“灵”慢慢演变为格萨尔王家族后裔的家族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