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昌平

    “所有这一切：演唱、鼓掌、祝贺词，一切音响效果，都通过有线广播，在城内广场和南门外维文会前面的广场如实地播送出去了。两个广场上聚集的群众、广场周围店铺、住宅里的人们，都不用入场券就欣赏了管夫人的演唱。他（她）们如临其境地听到了苏联首席外交官和张治中互通信息的微妙措辞。

   ‘和平—’

   ‘和平—’

   ‘友谊—’

     这个信息迅速地在各族人民中传播开去。迪化人心惶惶的情况迅速改变了。

     曲终夜阑，贵宾尽散，张治中亲自陪同管夫人坐上了宵夜的便宴餐桌。陪客很少，小有珍馐；虽盛筵，却是宾主欣慰，气氛融洽，大有‘四美俱、二难并’之概。张治中很为自己设想、拟定的这一措施的效果而高兴。管夫人则为自己今天才华横溢的表演所陶醉。

     然而，张治中却还没有充分了解到这天演唱活动的政治效果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管夫人更没有理解到，艺术竟可以产生这样大的政治魔力。她只是感觉到，今天的演唱受到了外宾的热烈欢迎，她为祖国这文化古邦赢得了一点荣誉，这是她艺术生活史中异常美丽的一页啊！

     张治中对管夫人说：‘自从我们成立了新疆中苏文化协会之后，总是交流人家的文化，我们拿出来交流的东西太少太少了！中苏文化嘛，光是交流人家的，还成立什么中苏文化协会呢？我常常为此焦虑。你这次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演唱得这么好！真是为国争了光，为我们消除了遗憾。’他说的是真心话。只是还没有说出有利于避战这一重要政治效果。”

     以上内容来自张紫葛先生《在历史的夹缝中》一书，该书是1986年由重庆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也就是说这的本书的撰写时间应在1986年之前。这与我们寻找《康定情歌》的作者一事早出了10年以上。

     说这个的意思是说，张先生写的这些内容压根就与我们寻找的事无关。谈不上受了这件事的影响。说明张先生写的这些内容是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从张先生写的这些内容看，可以说明喻宜萱离开南京就去了大西北，新疆是她再次演唱《康定情歌》的地方，同时可以看出，不论在兰州还是在新疆演出，喻宜萱就已经开始使用《康定情歌》这个名字了，而且是一唱走红，让《康定情歌》从此在大西北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然，为什么喻宜萱在新疆的音乐会，唱了不少歌曲，而在张紫葛先生的书中却只提了《康定情歌》一支，可见这首歌当时在音乐会上引起的反响是最大的。

     1948年春，上海的大中华唱片公司为喻宜萱灌制了《康定情歌》的第一张唱片。这就为《康定情歌》的传播安上了一双翅膀，让它飞进了千家万户，飞遍了祖国各地。

     喻宜萱从新疆回来后不久，就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邀请她担任联合国的音乐大使，到欧洲几个国家去考察音乐教育并举行巡回演唱。这事在她的自传文章《我与声乐艺术》中也有较为祥细的记载，正是因为这次的出国，喻宜萱将《康定情歌》带出了国门。她在这本书中说：

   “1948年，联合国设在巴黎的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UNESCO）委派我考察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四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一切安排和费用由他们负责。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更深入地研究西方音乐教育，正遂我素日所愿。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就注重音乐教育方面的课程，有意识地了解当时西方各国的音乐教育，曾对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尤其是中小学音乐教育有过一些设想。回国之后，我从事了一段音乐教育工作，有了一些亲身体验，深感我国音乐教育的落后。那时美国杰出的歌唱家虽不多，但一般人的水平都很高而又整齐，在一个各学校都来参加的集会中，他们马上能唱出各种歌曲。”

   “我们呢？连比较好的基本教材都没有，所以要集合各学校学生们在一起唱出一个歌来，都是件不容易的事。同时，我被一些爱好音乐的穷苦学生的刻苦用功的精神所感动，又为他们得不到国家的培植被埋没而惋惜。我也体会到了要对音乐有所成就，经济条件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然有赖于社会的环境。在这些年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发展音乐教育事业的艰难困苦。“

   “但我丝毫不想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我不能不十分珍视这不可多得的一次机会。就在这年秋天，我启程赴欧洲，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考察生活。考察期间，我先后参观访问了世界闻名的英国皇家音乐院、巴黎音乐院、罗马圣·切契利亚音乐院、米兰威尔第音乐院、日内瓦音乐院。我除了了解一般情况（学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等）外，重点观摩了各校的声乐教学。这些学院的学生，有的本质条件并不怎么出色，但音乐基础普遍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