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职、离婚、回家种地，我都认。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一定要换！ ——钟太银

　　成绩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整个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肯定。在保护大熊猫的事业上，我从没退休。——赖炳辉

　　市场竞争也是必然的。只有多想、多闯、多实践，发展才有机遇，事业才会成功，人生才有价值。 —徐纪元

　　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事业，不管走到哪，我都会记得办教育就是做善事，做善事就一定要做好。——卿光亚

　　我见证了中国民间博物馆的巨大变化，这种魔幻式的变化，都归功于这个时代。——樊建川

　　改革开放40年，川人从不缺乏拓荒者。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选取了5名四川改革开放历程中创造了“第一”的标志性人物。这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既有基层干部，也有普通创业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40年波澜壮阔，他们是跑在前列的勇士；40年披荆斩棘，他们是各行各业的闯将。点赞他们，就是要鼓舞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一波时代大潮中奋勇前行、再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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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牌”第一人 钟太银

原广汉县向阳公社管委会主任

      【事迹】1980年，钟太银和同事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牌子，并挂上写有“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字样的牌子，打破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回眸】

　　在当年只有10岁的钟敏记忆里，1980年的春夏，家里一直不平静。足足有两个月，她的父亲、时任广汉县向阳公社管委会主任的钟太银（已于2011年去世）没有回过家。一天下午，好不容易回家的父亲，脸上却没有笑容——他严肃地向母亲提出了离婚。直到后来钟敏才知道，不久后，父亲做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原来，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钟太银一直在围着一块牌子转。那一年，钟太银和同事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牌子，并挂上写有“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字样的牌子。如今，钟太银摘下的牌子竖在向阳镇政府三楼的展示橱窗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知道“换牌”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才会有钟太银提出离婚，并且“（离婚后）四个娃儿一个都不要”，避免波及家人。钟敏回忆，父亲当时曾表示，“免职、离婚、回家种地，我都认。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一定要换！”“换牌”也是现实的倒逼。此前，为了吃饱饭，在农业领域，向阳公社陆续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工业方面，贯穿始终的“包”字让长期亏损的公社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人民公社已经没有经济管理职能，其存在的基础已经消解。但这些改革，在当时看来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换牌”最终得到肯定。经过反复调研和讨论后，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省、直辖市、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从此，人民公社制度成为历史。摘牌换牌后不久，钟太银当选副乡长，不久后又当选乡长。向阳完成撤乡建镇后，钟太银又当选第一任镇长。在任期间，钟太银先后主持了向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乡镇企业改革等。如今，向阳从当年“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的穷困之乡，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镇。至去年底，向阳镇已经拥有食品制造、电气设备、高端造纸三大支柱产业，拥有经营性企业328家。去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达2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0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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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特首”第一人 赖炳辉

卧龙特别行政区首任主任、党委书记

    【事迹】1982年，赖炳辉受命前往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与组建中国第一个特别行政区——卧龙特别行政区，并出任首任“熊猫特首”，先后带领干部群众迎战箭竹开花以“抢救大熊猫”、取缔放牧狩猎和乱砍滥伐、组建首个大熊猫科研机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等，开启了野生大熊猫乃至珍稀物种保护新范式。

      【回眸】

    “风烛之年，能被外界再次关注，感激之至。”12月12日，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已定居北京的赖炳辉感慨连连。1982年，赖炳辉参与组建卧龙特别行政区，并出任首任“熊猫特首”。在1990年调离之前，他带领干部群众展开多项野生大熊猫乃至珍稀物种保护工作。日后来看，这些工作称得上开创性、奠基性。例如，长达三年的“抢救大熊猫”行动，为卧龙保存了大熊猫科研、繁衍的种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组建，则开启了人类破解大熊猫基因密码的征程，为圈养乃至野化放归大熊猫提供可能；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则为大熊猫种群永续生存规划了蓝图。经过35年的实践，卧龙特区已再无狩猎、乱砍滥伐等破坏生态资源现象。同时，特区的关键生态指标均明显增长：野生大熊猫从75只增加到149只，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分别增加10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同时，原住民在全部搬离核心区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增加123倍，且主要由生态旅游和特色林果业构成。昔日那个“口粮不能自给，到处是低矮木屋”的卧龙，早已成为历史。“成绩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整个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肯定。”82岁的赖炳辉说，能够参与中国第一个特区组建、并出任首任“熊猫特首”，是他一生的荣誉。现在，赖炳辉只剩下两个愿望：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再次探访卧龙特区，感知当地新变化；抽空整理卧龙特区成立与发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思考总结。他说，这些能够为正在试点建设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提供借鉴，“做得好的坏的，我都整理出来，为后来人提供参考。在保护大熊猫的事业上，我从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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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第一人  徐纪元

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农科村徐家大院创始人

     【事迹】1986年，种植花卉苗木的徐纪元带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农家乐，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兴起。目前，经过5次转型的徐家大院，已经成为当地农村旅游的品牌企业，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一面旗帜。

    【回眸】

　　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农科村，川派盆景博览园和花卉苗木景观中掩映下，一座小青瓦三合院时而宁静、时而喧嚣。但不论风雨，每天清晨，69岁的徐纪元都会在院里转悠。三合院是徐家大院的一部分，始建于1985年。第二年，这个院子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农家乐，更成为日后中国乡村旅游的一面旗帜。如今，回首这一切，徐纪元评价是：首先源于自己“不甘寂寞”的性格。徐纪元的履历中，的确写满了“不甘寂寞”：1980年，分到责任田，他种起了花卉苗木。1983年，他成为全县（郫都区为原郫县）第一批“万元户”。徐纪元发现，前来采购苗木的客商异常喜欢住在三合院里，由此，徐纪元再次开启了创业之路——中国第一家农家乐诞生了。“幸运也伴随着我这个弄潮儿。”徐纪元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市场主体和发展形式，农家乐在工商注册登记、食品安全管理、公司化运营、用地政策等方面突破了诸多政策壁垒。而在他的创业过程中，各级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一路绿灯”。“幸运”的徐纪元没有满足。2000年前后，徐家大院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农村旅游的品牌企业。但在周边农家乐纷纷崛起的情况下，徐纪元有了新打算，并多次到成都三圣乡等地参观考察。随后，徐纪元力主将徐家大院转向园林式乡村酒店。此后，每逢行业转型升级，徐纪元总能在第一时间捕捉行业发展的最前沿。徐纪元说，每一次转型都会伴随争议。他在自己所著的《我和我的徐家大院》一书写到：市场竞争也是必然的。只有多想、多闯、多实践，发展才有机遇，事业才会成功，人生才有价值。当下，借着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实施的契机，徐纪元专门成立了文旅公司，负责经营农家乐、打造高端民宿和川派盆景博览园。“我就是不服老、不满足，不想平淡过一辈子。”徐纪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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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第一人  卿光亚

光亚学校创办者、校长

【事迹】1992年，卿光亚筹款300万元，在成都都江堰市创办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所由公民个人创办的全日制寄宿学校光亚小学（今光亚学校），由此开启了中国民办教育浪潮。

【回眸】

“我们永远的校长！”提到卿光亚，刘晓军和几个同伴脱口而出。从初中到高中，刘晓军都是在位于成都都江堰市的光亚学校度过的。这所成立于1992年的民办学校，校长正是卿光亚。1992年7月，四川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广告：私立光亚学校招生，这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学校，一年级开始教授英文，美国外教亲自授课。学费是每年3000元。“老实讲，能招到多少学生，我也没底。一来，私立学校还是新事物；二来，学费定得很高。”这一年，卿光亚只有36岁。他说，办学校的想法其实很偶然——1992年，他的儿子6岁，即将进入小学。由于每天要接送，卿光亚和妻子都很难保证时间。于是“自己办一所学校”的愿望愈加强烈。父亲的鼓励，更加坚定了卿光亚的信念，“他说，办教育就是做善事。”卿光亚查询了政策，早在1984年，社会力量办学就已被许可。大门虽开，但却无人肯进。缺人才、缺资金，创办私立光亚学校，前期投入就需要300万元，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并且，各地并没有出台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审批流程等，卿光亚的办学之路，就是一次“拓荒”。那段时间，找领导跑部门要政策、全国“海选”聘教师、上门推销招学生，便成了他的日常。几经波折，卿光亚成功了，校址定在都江堰市胥家镇高桥村，“各种艰辛，只有自己才知道。”卿光亚说，即便是如今回想起来，仍感慨万千。1992年9月，光亚学校迎来了首批160多名学生。由于光亚学校的教师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且配备了外教，很快就打出了名气。如今，光亚学校已经发展为4所学校，教学范围涵盖幼儿园到高中。而放眼全省，在卿光亚“拓荒”后，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截至去年底，全省民办学校已超过1.1万所，在校学生达28万人。“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事业，但不管走到哪，我都会记得办教育就是做善事，做善事就一定要做好。”卿光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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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民间博物馆创办人　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创办人

【事迹】现年61岁的樊建川，1993年辞官经商，作为地产商人曾多次入选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2005年，樊建川创建建川博物馆聚落，如今，“建川”名下的民间博物馆已经超过50座，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

【回眸】

 12月16日，冬日暖阳，位于大邑县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改革开放馆人头攒动。见到樊建川时，他刚在自媒体上总结2018年，其中，建改革开放馆是今年的工作重心。布展的方式按时间轴线，1978年、1979年、1980年……每年一个展厅，直到2018年。每个厅分两大部分，一是当年主要的大事件，二是百姓记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40年的时光长廊，人们从1978年进去，从2018年走出来。”樊建川说，他21岁时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到现在61岁，人生最好的40年，都跟改革开放在一起。2001年，还是房地产商人的樊建川带着自己收藏的一批“宝贝”到北京参加抗战文物展。结果，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从他的藏品中鉴定出14件国家一级文物。文物这么好，为什么不能修个房子建博物馆呢？樊建川萌生了建博物馆的念头。2005年，建川博物馆在安仁古镇亮相，到如今500亩土地上一共有30多座不同主题的展馆，算上全国各地他参与合作建立的展馆，“建川”旗下展馆已经超过50座。建100个博物馆，是樊建川的人生目标。“尽管建一个博物馆都很难，但我还是想建100个博物馆。”2007年，樊建川签了法律文书，让妻子签了字，请律师做了公正，将来建川博物馆的土地、展馆，包括几百件国家一级文物等，都捐给国家。樊建川说，希望建川博物馆所凝固的时代成果能够传承下去，最终成为永久的文化凝结根据地。“如果说我建博物馆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我见证了中国民间博物馆的巨大变化，这种魔幻式的变化，都归功于这个时代。”樊建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