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小70级毕业照。

◎荆林钢 文/图

我是1969年进入康定建设小学（现民族小学）开蒙，1979年在泸定中学高中毕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的中、小学是这样度过的：

1969年春(那时是春季招生)，没读过幼儿园的我背着妈妈手工缝制的书包，里面装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支铅笔、一个本子，书包带上系着一个小茶盅(那时小学生的标配)，第一次走进校园，成了一名小学生，当时叫“建设小学”，学校位于州医院对门一片民房后面，一条二十来米长的小巷穿过民房进入学校，校园分上、下两个院坝，下院坝是一个泥土铺面的操场，南北两端各有一片小小的柏杨林，北端还有一幢木质二层已属危房的小楼，四周布满了木竿做的斜撑，防止房子倒塌，里面是教室和老师办公室，甘孜州卫校初创时，也在这幢危楼中开展过部分教学活动，我也是从这个危楼里开始了漫长的学生生涯。操场西面有一个土台子，是全校集会活动的主席台，土台子两侧是去上院坝的条石阶梯。上院坝是教学区，再后面还有一个石板铺地的庙堂，庙堂门前有两棵参天的老槐树。

那时的小学生没有现在的孩子们紧张，每天早上到校后都会在柏杨林中嬉戏玩耍，男生大声地忙着打弹壳、跳拱、滚铁环，女生悄悄的聚在一起抓子儿、踢毽子、跳橡筋，上课铃一响，呼啦啦的从各个方向奔向不同的教室。由于教室不够，我们还实行“二步制”教学，就是两个班分上、下午共用一个教室，三个同学共用一套桌凳。学校后面的庙堂是厨房，一个姓廖的老汉负责，我们都叫他廖伯伯，每天给地质队、五·二医院等路远的学生热饭(饭是学生自带)，给学生烧开水，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就拿自己系在书包上的小瓷(铝)盅到保温桶前喝开水。冬天，廖伯伯在我们到校前，就在庙堂的石板地面上烧红了一大堆木炭，各班值日的学生抬着火盆去领回火种和生炭，维持一天的教室取暖。

课程分为政治、语文、算术、常识、图画、唱歌、军体和劳动。语文第一课到现在都清晰的记得，全篇课文五个字“毛主席万岁”，这是我一生中最早学会的五个字，比学会自己的名字还早。不论什么课都与政治、军事紧密相关，图画课何德富老师教画延安宝塔山，军体课张远成老师教队列、野外拉练，劳动课除了打扫校园外，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积肥(收集马粪、牛粪送到农村)，学生的编制都与现在不一样，一个年级叫“连”，一个班级叫“排”，一个小组叫“班”，少先队组织被佩戴臂(胸)章的“红小兵”取代，四年级时才恢复了佩戴红领巾。

1974年我完成了五年的小学学业(那时小学是五年制)，毕业了，离开了建小的校园，它给我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了我细腻的关怀。

1974年，我从建小毕业进入康中初七七级六班，成了我家的第一名中学生，那时没有重点、非重点一说，全部就近入学，建小的毕业生只有我和另一名同学付军波进入了康中校。新的学校对我充满了新奇，从木柴检查站对面，经过一段长长的陡坡穿过稻子坝村下去，见到了康中校门，进门右边是两幢教学楼，后面是食堂，再后面山坡上是一幢图书室；左边是一溜平房(教师宿舍)；正中是办公楼。记忆最深的是学校的男性老师比以前的小学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让刚从小学毕业，习惯了女性老师的温柔慈爱的我产生了小小的恐惧，好在我的班主任何建华老师是一名女老师。

中学的生活与小学的生活迥然不同，首先是学科从算术、语文两门，一下子增加到“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八门主科，还有“农业基础知识、生理卫生”等课目，学习的压力陡然加大。

在那别样的时代，学校的课外活动却是丰富多彩，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校师生硬是从图书室后面的山坡上人背肩扛的运土，将教师宿舍背后的一片荒地填上了厚土，改造成了“海绵田”，校长王天星拿着尺子逐块丈量填土厚度是否达到了最低要求一尺三寸。

化学课骆老师，带领学生到驷马桥背“泥炭”(沼泽地里的腐质土)，做的“九二O”肥，效果特好，参加了州的“农业学大寨”成果展；为毛纺厂搞热交换，利用温泉水加热淡水，解决生产用水获得成功。

地理课余老师带领的“业余地震测报组”，兢兢业业坚持观测、记录、上报，每周二晚上还参加县地震办的会商会，成为地震“群测群报”的先进集体，余老师还参加了全国的表彰会，后来出任州地震局局长，是州里有名的地震专家，还有同学选择“地震测报”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数学课刘老师负责的木工组，担负起课桌凳等设施的修理工作，为学校节约大量资金。

教室冬天取暖用的柴禾，还有做“叉头扫把”用的细竹子，全部由学生自己去山上砍回。

学校还每年组织学生为周边生产队积肥、支援春耕秋收、自办农场、参加民兵训练等活动，为丰富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课堂教学不足的问题。

那个年代社会生活条件极差，康中也不例外，但每周一中午固定的烧豆腐却是康中学子们至今难忘的佳肴。

在那秩序紊乱、人心浮躁的时候，学生的恶作剧花样翻新，现在想来令人心悸。

一个冬天的早上，男同学将硫磺放入取暖的火盆，然后把全部女同学关在教室里，幸好被王泽云老师及时发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一次英语测试，全班只有一人及格，为了不被家长责问，我们几个男生居然跑到老师家里偷走了全部试卷。

197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是改革开放的前一年，是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特殊的年代注定了我们特殊的学生生活。我们在这一年初中毕业了，特殊的年代注定了我们特殊的命运，下乡、回乡、升学、招工，不同的人生在面前展开，不同的方式引导着不同的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1977年我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泸定中学，开始了高中学习生活，学校位于大渡河畔沙坝村中的一块坡地上，距县城约两公里，不通公路，走过康熙年间的铁索桥，再经过悬崖边上的小路进入学校，沿途有“石和尚”、“垮白流”等，道路崎岖、飞沙流石、危机四伏，安全到校是老师、家长最关心的事。

走进校园内，右边高处有天主教堂，男生宿舍(现在已从校园内划出)，一处供应全校用水的水池，左边低处是办公楼、教学楼、礼堂、食堂、操场和一个圆形的观赏水池。校园绿树密布，除了一般的观赏树外，还有柿子、柚子等水果树(当然，都是没等到成熟就被我们偷吃完了)。清晨随着树上小鸟的吟唱，一天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为了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向工农”等教育方针，学校除了上各类知识课外，还开展大量的学工、学农的内容，学校在田坝乡办有校办农场、在泸定机械厂设有学工基地、校园内有灯泡再生厂、业余地震测报站，学校还有手扶拖拉机用于学生学习，每年除寒暑假外，还要放各两周左右的春耕、秋收的“农忙假”，但这个假期不是玩，不管是城市、农村的学生，都要求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记得初三全学年数学课全部是工、农业的应用课，上期为《农村会计》，下期为《工业制图》，初中还专门设有“农业基础知识(农基)”课，与“生理卫生(生卫)”课一道构成类似现在中学开的生物课。其中:业余地震测报站的活动和《工业制图》课，为我后来学习建筑工程专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那时生活条件极差，学校食堂除了轮流供应米饭、面饭(一种纯玉米面蒸成的饭)外，还供应过煮红苕(一两饭票称四两红苕)，菜只有洋芋、白菜、萝卜等几样素菜，但便宜，每月伙食费仅八元一角，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住校生来说是实际的，每周四下午吃肉(要另外给四角钱)时，香气扑鼻，口涎四溢。

劳动是主要课程之一，每周都有一个下午是劳动课，除了清洁校园、零散劳动外，去粮站背粮，到收购站背菜、抬肉是主要内容，由于不通公路，全校五百多名住校生的供应全靠孩子们一人二、三十斤蚂蚁搬家似的背回学校，通学生(不住校的学生)对此还很有意见，因为他们不在学校吃饭。去新华书店背教材也是重要内容，因此每周都有班级去县城背东西。

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每到周末或放假，不论你在磨西、德妥，还是岚安、烹坝，也不论你家是机关、工厂，还是高山、河坝，五百多名住校生浩浩荡荡呼兄唤弟，一起徒步回家，假期结束后又结伙搭伴徒步回校，农村同学还会背上几十斤口粮顺路交给当地粮站，兑换成粮油供应凭证，才能到学校换取饭票。

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校也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集中精力抓教学，1978年还在泸中、县二中、磨西中学高七九级中开展统一测试，选拔成绩靠前的学生组成了“高七九级三校联合重点班”，选派磨西中学金仲伦老师为专职班主任，抽派全校各科名师，并外聘二中刘毓俊老师，康师校的杨老师，回乡劳动的原南京工学院王德老师等负责该班各科教学工作，还专门为该班的教室、寝室安装了电灯(之前，教室和寝室是不通电的)，为全州独创。我也有幸成为该班的学生。但由于1979年高考政策规定，不能大、中专兼报(这个政策空前绝后)，许多成绩优异的农村同学，为了确保“跳农门”而放弃了报考大学，从而严重影响了该班的升学率。

岁月匆匆，光阴似箭，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是一个花甲老人，那段艰苦而充实的中、小学生活却始终在我脑海中闪现。在今天教师节之际，我更想念我的母校，我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