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新

   我现在特别喜欢看抗战题材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虽然经过艺术处理拍出的片子和当年的实际有一定的差距，但每当在荧屏上看见穿八路军、新四军服装的军人，我的思绪就不由自主地随着记忆的回归重叠到那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刀光剑影的岁月，那些和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兄弟鲜活的面容时常在我眼前浮现，还有那些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的英烈们时时在我脑海里显现……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

   我于1933年出生于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庄王沟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大哥、二哥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我的父亲当时是村长，母亲是村妇救会副主任，两个姐姐都是妇救会成员。一直以来，我为出生在这样一个红色家庭而感到万分的自豪。因为受父母和哥哥姐姐的言传身教，身处当时情况异常复杂、多种势力混合交错在一起的山西境内的我，毅然参加了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应该为这个选择奋斗终生，奉献一切。

   我5岁多的时候，日本鬼子打到了我的家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本该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怀中、在大自然的滋润中享受幸福童年的我，却时常要面对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悲惨的哭喊声笼罩着整个村子，男女老少惊慌失措的往深山老林里躲避的悲惨场面。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家乡活跃着由一群小孩组成的儿童团，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群众基础、熟悉地形的优势，勇敢顽强的和日本鬼子作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大人们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我邻居家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是儿童团成员，六、七岁的时候，我就爱跟在这几个哥哥姐姐身后跑，觉得手握红缨枪，在村口山坡上的大树下站岗的他们很神气。1945年5月，由于有点文化基础，12岁的我担任了儿童团长和行政村秘书职务，从此就开始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当上儿童团长后，我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每天都要带领几个“娃娃兵”，肩扛红缨枪在村口放哨、站岗，只要看到陌生人进村，那就要对他进行严加盘查，特别要看他有没有通行证。因为日本鬼子穿上老百姓的衣服，穷凶极恶的汉奸装着一副好人的样子随时都有可能混进村子进行侦查，万一让他们混进了村子，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有可能把隐蔽在村里的八路军伤员或地下党员的藏身地暴露了，还有可能就是八路军的“堡垒户”惨遭血洗……我们如果遇到没有通行证的陌生人，就绝不把他放进村，如果他形迹可疑，我们就把他押回村里进行盘问。

   有一次，我和几名小伙伴在村口放哨，发现一个衣着非常朴素的人，手里没有通行证，我们将他拦在村口问道“你进村去干啥，把通行证拿出来让我瞧瞧。”那人赔着笑脸说：“我是你们邻村人，到你们村子里走亲戚，忘了带通行证，麻烦通融通融让我进去，我不是坏人。”我对几个小伙伴使了个眼神后大家一下就将他团团围住，推推搡搡的押到了村公所，经保安员的仔细审问，得知此人是个专门为鬼子办事的汉奸，受鬼子的指派到村里来打探情报。想起很多父老乡亲和八路军战士、民兵都是因汉奸的出卖惨遭鬼子的毒手，当时我真的恨不得啖其肉、食其骨，情绪失控的我一边大声的骂他“狗汉奸”，一边拿了一根木棒向他冲过去准备狠狠的揍他，村里的保安员立即挡住我，让我别冲动，还给我讲了很多诸如“优待俘虏”方面的政策。那天村里的民兵都出去执行任务了，保安员用绳子将汉奸的手脚结结实实的捆住后交给我们儿童团看管，并一再叮嘱我们要把汉奸看管好，等民兵们回来时再将汉奸交给民兵押送到八路军那里去。我们几个“娃娃兵”在一个粪坑上搭了几根木头，然后将捆住手脚的汉奸放在了上面，并狠狠地对他说：“乖乖的呆在这里，如果你乱动了掉进粪坑我们绝对不会把你拉上来。”看着狼狈不堪的汉奸卷缩在几根木头上一动也不敢动，我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送鸡毛信是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尽管那时日本鬼子和汉奸残暴无比，但相比较而言，他们对小孩子戒备心不强，也不太注意小孩子的行踪。针对这一情况，八路军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儿童团。根据缓急，鸡毛信上鸡毛的根数不一样。我们送鸡毛信时一般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交接送。即拿到信后马上送到下一村交给指定接信人，再由这个接信人送到下一个村，只有拿着指定接信人的收条回去复命才算完成任务。在那个通讯极度落后的年代，鸡毛信在战斗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在一场场胜仗和成功的转移中得到了印证。为防止鬼子汉奸找人冒充儿童团员送假信，领导要求送信人必须手持通行证，若没有通行证就会被怀疑是送假信的，送信人就会立即被扣押，直到查清真相后再做发落。

   那时，我们不仅开展这些日常的工作，还要在村子里碾炸药，碾好后就交给村里的石匠，石匠在一块石头上凿个窟窿，然后把炸药装在窟窿里，再拿木屑把它塞上，搭上引线，制造出石雷后交给民兵。有了自制石雷后，民兵们的战斗底气更足了，他们在鬼子进村扫荡的必经之路布上石雷阵，专等鬼子汉奸们来踩，每次听到石雷的爆炸声和鬼子汉奸的嚎叫声交织在一起，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本认为战火纷飞的日子从此就会变成历史，不料，解放战争又拉开了序幕。我跟随部队从家乡转战南北，直到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1951年，我从西康省调到义敦县，被任命为公安队队长，在民改平叛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和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参加了义敦、巴塘、理塘、白玉等地的平叛工作，把可恶的叛匪打得望风而逃。后来，调离义敦县，到新都桥农场、康定等地工作。总之，我在甘孜州那片热土上工作、生活了数十载。

   如今，年近九旬、儿孙满堂的我在雅安干休所享受着天伦之乐，但每次回想起自己的人生，真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之感，回想起牺牲在日寇屠刀下的亲人和战友，我总会抑制不住潸然泪下。我非常庆幸能够活到今天，能够亲眼看到祖国如此强大，人民的生活如此幸福，若我那些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亲人和牺牲的战友活到今天，能和我一起共享这美好时光那该多好啊。

   尽管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甘孜州的民改平叛和社会建设中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为能够参与其中深感自豪。感谢党的教育培养，感谢组织无微不至的关爱。在我有限的余生里，我将继续发扬抗战精神，为“抗战老兵”这个光荣称号和“南下干部”这顶神圣光环增添色彩。

（作者系我州南下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