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年

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具有何等强烈的魅力。初唐书家欧阳询访友归来，策马奔驰。忽然，他眼睛一亮，瞥见乱草丛中立着一块石碑，碑上的字写得神采奕奕。他便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对着石碑，细览起来。原来，此碑为晋代大师索靖的手笔，那灵秀矫捷的书法似一块磁石，深深地吸引了欧阳询。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站着、坐着都嫌看不足。于是，他壮胆投宿碑下，整整揣摩了三天三夜。

书法的书写方法，是书写者根据汉字的造型特征，经精心构思，调动艺术手法，运用毛笔创作而成。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变和发展，书体有篆、隶、真、行、草五种，在古老而辉煌的书法史上，更是名家辈出，竞相斗妍。不同的风格、流派各具特色，千姿百态。有雄浑、清丽之分、豪放、秀逸之异。因此，在欣赏一幅书作之前，首先要分清这幅作品属于哪种字体，哪种风格。次之，从章法、墨法、笔法入手，由远至近，从整体到局部，层层推进。

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邂相形、相呼相应之妙。”通篇的大小、疏密、欹正、收放的设计，往往是书写者匠心之所在。章法贵新颖，以跌岩起伏，奇曲多变为上，险绝中求平稳，全篇的前后左右，既要有变化、有节奏，又要做到协调统一，相互照映，切忌平板、狂怪。那种杂乱无章、松散平庸的作品，不仅缺乏艺术性，而且令人费解，无法欣赏。

墨生五彩是我国墨的一大特色，运用得如何亦会影响到书作的成败。古往今来，评论书画作品，都将“气韵生动”推居首位。作品的气韵离不开遒劲的笔力、华滋的墨法、多变的布局。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书法，墨气淋漓酣畅，浓不滞笔，枯不瘠薄，通篇产生出一种清新、色泽的风神。

运用毛笔的技法，为书法之根本，元代赵孟頫曰：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作者往往借助于笔墨线条的各种变化，塑造出各种姿态的艺术形象，表情达意，形其哀乐，在思想感情上引起观众的共鸣。人们常用“力透低背”“入木三分”来赞美历代的书法佳作，要求书写者在创造时“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造之”。使作品具有“有力之美”，表现出“如锥划沙，如印印泥”的妙趣。用笔不能平拖浮滑，光如刀切，要动荡起伏、圆满周到，有轻重，有徐疾，富于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当欣赏“宋四家”之一黄庭坚的《松风阁》的墨迹时就会发现，他在书写许多长笔划时，常出现“波动”的痕迹，是他书写时故作“抖动”，还是他腕底笔力不足，他为了避免长线条的单薄、刻板，书写时注意笔毫的起伏提按，努力使笔墨渗进纸背，增强点画的浑厚圆重，矫健灵动的气势。

汉字的基础是“象形”，汉字的创造方法，最初是以摹拟天地、日月、水火、草木、兽蹄、鸟迹等自然形态为主，经提炼概括，演变而成。因此，象形的文字是汉字书法能成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品的一大因素。因而，在挥毫前“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元代赵孟頫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穷极变化，吸取形象构思。历代许多书法评论家在评价作品时，往往运用形象化的文字，把枯燥抽象的书法，叙述得栩栩如生，在这方面，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所著的《书谱》，便是最好的例证。“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汗汗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这段精僻、形象化的文字，把点画的各种姿态论述得生动无比，令人叹服。

闲笔作书，于书法家心灵内部，无牵绊挂碍之虞，更不悖逆心气。于外又不受逼迫强求，外力不能制约内力。此时书写完全是一己的精神需求或肉体需求，有时技痒，肌骨动弹，也是乐事。闲写是不可期待的，可无因，可有诱因。闲笔书写与弹琴很有相似处，古人认为作书弹琴都能长吾之精神，善吾之德性，因对弹琴约定俗成有了“十四宜弹”之说：“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这样的环境，可谓益于闲弹。古代书论中，所倡导的都是带有禁忌的、约束的、规范的意味。收视返听，绝虑凝神，如对至尊，不免让人有规整束缚感。实际上，书法史上有些佳作是在轻松的、无戒备的、无敬畏的闲暇之余产生。举止约束在古代社会是一种“礼”，所谓“礼从外制”，目的在于用礼节来辅助、修饰仪容。如欧阳询写《九成宫》、柳公权写《神策军》,可从笔调上看到一个人“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这些作品是窥探不到一个人自适的情怀的。延至墓志、宗祠、功德碑、圣驾巡行颂这类内容的作品，就难以称为闲适之书，它们都具有事功的特点。

闲书表现人的闲适之趣。闲暇时光闲暇情，砚边闲散笔闲散墨、边角纸，都可为闲书。它的过程缺乏焚香沐手的正规、郑重，以个人身心舒展的无所欲求，信笔而走。这类作品从外在看就是轻盈，若风之于水，适相遭而生。